金融科技下半场——人们习惯用这一称谓来概括互联网金融整治后的行业转型及发展趋势。但事实上,起始于2013年的这场金融业科技变身还远未行至下半场,我们不过只经历了序篇,正文似乎才刚刚打开,质变时刻仍有待到来。
相对于序篇中洋溢的躁动、混沌,当前的金融科技可谓众神归位下的重装上阵。在理念上,多了一分对金融规则的理解与尊重,少了一分对技术至上的崇拜与盲动;在市场主体上,互联网科技企业,摘下金融光环,回归科技主业,传统金融机构,进击科技创新,开放平台、自我颠覆;在业务模式上,前者以ToB模式举起赋能大旗,后者则分设科技子公司,砸下重金的同时,期待突破旧有体制对创新的捆绑;在监管上,游走于创新与风险平衡木上的决策者,在治乱的同时,怀柔性监管之心,一手创建行业规范,一手谋划创新空间……
所有这一切,又被疫情推了一把。无接触金融让公众感受到科技与金融结合后的便捷与安全,甚至垂髫老者,也开始学步于金融网络。
而摘掉“金融”标签的蚂蚁集团,当爆出IPO计划时,2000亿美元的估值以及A股16只股票的涨停,印证出人们并不迷信于标签,而是对于其所代表的科技赋能寄予强烈的美好设想。人们在惊叹蚂蚁集团所预示的财富盛筵,更是推崇未来的科技盛果。
理性的观察者们依然在提醒,相对于底层新技术的突破,金融科技当前在应用层面存在诸多瓶颈,并不像人们预设的那样乐观,相关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更是亟待完善。
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直言,金融创新,需要三项技术:政策技术、金融技术、科技技术。不懂金融业务本身,不懂相关政策法规,单靠金融科技是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创新的。
要做到上述三点,达成质变时刻,各类机构在找准各自赛道的同时,依然需要守正出奇、跨界融合。
现实中,ToB转型路上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并没有放弃ToC业务,甚至在刷脸支付这样的新领域继续排兵布阵;招商银行与京东数科组建的招东银行,已在路上;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更是集结了金融、电信、IT各路精英……
显然,金融科技的践行者们仍要在跨界的路上继续远行,因为这正是创新的源泉。
“阿里巴巴美股盘前股价应声上涨,涨幅一度逼近5%……蚂蚁金服概念股集体上涨,16只个股涨停……”
两周前,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启动上市计划,资本市场对这家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公司释放的“友好”,透过“16只个股涨停”体现得淋漓尽致,响彻至今。
蚂蚁之外,已进入上市辅导阶段的京东数科亦获得市场不错的认可,估值达2000亿元人民币,两者估值分别较2018年融资时上浮了33%和50%。
投资者对金融科技的青睐亦非全然如此。
太平洋对岸,此前赴美上市的趣店(QD.N)和玖富(JFU.O),如今市值仅剩4.31亿美元和3.92亿美元,较上市发行价分别跌去91%和79%。
差异的背后,是对金融和科技属性的重新定义和理解。为了强化科技属性,京东数科、蚂蚁集团相继更名,去除“金融”标签。
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将这种转变理解为,科技公司与持牌金融机构的位置进行了调换,科技公司并没有完全脱离金融科技,而是将开发重点转变为金融渠道和生态建设。
车宁向《财经》记者进一步指出,从科技公司在整个金融科技发展脉络中的作用来看,金融科技发展不会因为科技公司具体发展策略的转变而停止,源于持牌金融机构为主力军的国家金融队开始真正认可金融科技,并大规模地进行业务的数字化、现代化改造,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发展的支柱性力量还在不断扩展,金融科技当前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
去年8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首次将金融科技纳入具体规划日程。规划之下,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觉醒,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监管部门引入“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方式。
2019年末暴发新冠疫情,金融科技的力量再次凸显。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北京互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黄震认为,金融科技开始于一个产品,然后变成了服务平台,之后又变成一个金融基础设施,逐渐改变了金融运行机制,之后不再只是一个产品,而是变成新的金融服务模式。
在新的金融服务模式之下,从理念到竞逐焦点,再到市场参与主体以及监管思路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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