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那位拯救了数亿生命的“mRNA疯女人”(7)

不必太较真地看待失败，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是会不断失败的，科学实验经常得不到理想成果，我铭记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句话：实验永远不会失败，只会和你的期望相违背，因为你没能在实验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并未在实验中得到预期的结果，只要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的，继续前进和尝试下一次实验就好，并尝试弄清楚为何没有得到你期望的结果。不开心时，也要有良好的心态，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演讲上，史蒂夫·乔布斯说过：假如把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些就是我会想要去做的事情，对于那些是你不想去做的事情，你只能放下。

Katalin：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必须享受其中。即使它是一件（在别人眼里）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我从前不成功，但我在实验室里非常非常开心，我知道我没有得到研究经费，但我有掌控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实验，因为我没有助手，我就亲自做实验，但是过程很有趣，所以享受过程非常重要。

科学突破的感觉如此美好，只是这份美好，并没有坚持太久。Katalin很快，又将面临再一次的挫败。

就当Katalin和Elliot教授的合作开始出现突破之际，命运又给Katalin开了个玩笑。

几个月之后，Elliot教授决定离开宾大，加入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Centocor。当Elliot教授离开之后，Katalin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此前Katalin挂靠的是Elliot教授的实验室项目，而当Elliot离开之后，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找到一个实验室挂靠，要么自己申请到科研经费。

Katalin已经尝试数年申请经费均以失败告终、她无法自己承担mRNA的研究课题。这个时候，与她在Elliot Barnathan教授课题组曾经共事过一名同事，David Langer博士短暂递出了救命稻草。他向宾大的神经外科系的主任推荐了Katalin，为她暂时谋得了一席之地。

就此，Katalin再次转组，来到了宾大医学院的神经外科系。但很快，Katalin转到神经外科系的短短两年之后，David Langer博士也离开了，准备去纽约接受一份新的工作。此前Elliot教授和老朋友David博士的课题组就像她的一把保护伞，但现在，保护伞没有了。Katalin再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她需要独自承受更多的质疑，压力和挑战。

时间来到1999年，宾大医学院陷入财政危机。在医学院院长Bill Kelley的执掌下，宾大医学院的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同时收购了三所医院，聘请了上百名实践医师，新建或重修了一百万平方英尺（9.3万平方米）的新临床空间，基本上每个学院都换了新负责人。

然而，这么大手笔的投资和豪赌并没有迅速得到回报，反而让整个医学院陷入财政危机，这样的压力也影响着每一位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Katalin所在的神经外科系系主任Sean Grady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dollar per net square footage ratio”，顾名思义，就是科研经费除以实验室面积的比率，将每一个科研人员所占用的实验室面积和他/她所能拉来的科研经费强制绑定，作为了研究人员的绩效考核。

之后的十多年间，Katalin遭无数次叫去谈话，提醒她按照“dollar per net square footage ratio”的标准，她的表现非常差劲。Katalin在系里也非常遭边缘化，她能从同事和其他人看她的眼神中感觉到鄙视，她遭称为“mRNA疯女人”：如此固执，如此平庸，如此碌碌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