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那位拯救了数亿生命的“mRNA疯女人”(6)

Katalin说她自己更加倾向mRNA的原因是，她承认DNA的稳定性使它比mRNA更容易使用，但DNA基因疗法涉及到改变一个人的基因组，而这种变化是持久的：当遭操纵的细胞分裂时，用于治疗而加入的基因组，也会随之复制并传递到新细胞，周而复始。即使在康复后，细胞依然会不断生产用于治疗的蛋白质。而相比之下，mRNA疗法却不会对细胞产生持久的改变。

她意识到，mRNA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疗法，由于mRNA 会遭身体快速分解，所以mRNA疗法可以产生的显著效果也是暂时的， 理论上人们可以将正确的蛋白质通过mRNA传递到正确的位置，而根本不需要将DNA移入细胞核。

Katalin试图让宾大对DNA和mRNA疗法都保持开放态度，但可惜，宾大医学院新院长Bill Kelley主导下的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负责人Jim Wilson，却几乎没有正眼看过 Katalin。同时，Bill Kelley还招了一大批他的自己人，来替换之前的管理层职位，包括Ed Holmes作为医学主任，Ed Holmes又找来自己的老婆Judy Swain来作为下面的科主任，而Judy恰好管Katalin与和Katalin合作的Elliot博士的课题组。

总之，Judy让Katalin的研究工作变得困难，但Katalin的职业生涯取决于Judy：当Katalin进入宾大的时候，她是“研究助理教授”，她需要在5年时间内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晋升为“研究副教授”、继续留在宾大，如果不晋升，就只能走人。这是这两个职位的惯例，此前从无例外。

Katalin从来没有放弃过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没有放弃过争取研究经费，她写到，每天晚上都在写经费申请、写申请、写申请，因为英文不是母语所以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写作，但年年申请，年年遭拒，所以到了Katalin来到宾大的第五年，她依然没有申请到经费，也就是说，她并没有证明她对学校的价值，所以无法晋升。

但Katalin没有其它地方可去，她只能留在了宾大，接受了降职降薪，新的职位title是“高级研究员”，连“教授”两个字都遭抹去了。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就在同一时间，Katalin遭检查出了癌症，自己的丈夫却因为签证原因遭困在了匈牙利长达半年之久，她只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孩子，甚至还带着女儿开车去白宫前面抗议，让丈夫能尽快返回美国。

可以说，这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但好在，她挺过来了。而在漫长的遭打压境地之下，也有让她开心和骄傲的事情，这就是科研上的突破。

1996年12月，在实验室已经亮起圣诞灯的时候，Katalin，Elliot教授以及另一位实验室技术人员Alice，在实验室里进行一个重要的实验：通过传递编码mRNA来诱导细胞产生尿激酶受体。简单说，他们想把mRNA注射到细胞里，让细胞产生特定的受体蛋白。

如果这个实验成功，这就证明细胞能结合一些原本结合不了的分子，说明Katalin他们注射进细胞的mRNA，真的能让细胞合成所想要的蛋白。让人紧张的时刻开始了，这将关乎整个团队过去7年的努力。他们三人把本身不产生尿激酶受体蛋白的细胞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组的细胞中递送了mRNA。由于尿激酶受体无法用显微镜看到，所以他们在细胞中加入了放射性分子。实验的结果将会很直接：如果细胞产生了尿激酶受体，它们就会将这些放射性分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说明mRNA发挥了作用。如果没有产生，那么就不会观察到放射性分子，mRNA失败。

观测放射性分子需要通过连接在打印机上的伽马计数器来测量，三个人围着一台打印机，紧张地看着打印机吞吐出来的一行一行的点。就在圣诞树上的灯闪烁下，数据开始在打印纸上形成：实验组有大量放射性物质。而对照组没有任何。实验成功了！这意味着，人类科学家首次成功地使用mRNA，在细胞内制造出特定的蛋白质，并且这个技术是简单且便宜的，而这意味着巨大的临床潜力。Katalin在书中直言，没有什么比成为第一个知道其他人从未理解过的事情更好的感觉了。这就是科学上突破的时刻。在科学界很多人会有一个习惯，在冰箱里面冻一瓶香槟，在出现突破的这一天拿出来庆祝，甚至在宾大，还有裸奔庆祝的学校传统。但Katalin回忆说，她既没有喝香槟，也没有裸奔，而是立即做了一件她一直在做的事情：重返工作岗位。那个时候，她满脑子都是如何进一步调整实验，如何用不同的细胞系、使用不同量的mRNA来尝试优化实验。她回忆到，宾大所在的费城那个圣诞是非常温暖的，在她来到这个大学的7年之后，终于有一年的冬天，一股反常的暖流让她感觉异常温暖，充满力量。

陈茜：

作为一名科学家，或许你需要经常面对失败，而获得突破性成果需要等待很多年时间，你是如何在工作中保持激情的？

Kata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