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某坤”证券账户于2016年11月18日开立，由李健铭实际操作。2016年11月18日，即“范某坤”证券账户开户当日，李健铭买入“瑞和股份”167,889股，成交金额9,995,312.39元；2016年11月23日全部卖出，成交金额12,136,555.75元，实际获利2,126,229.66元。
(三)李健铭交易“瑞和股份”明显异常
李健铭与李某平在2016年11月16日、17日各有1次通话联系后再无通讯往来，2016年11月18日李健铭控制使用的“范某坤”证券账户开立并转入大量资金全部买入“瑞和股份”，并于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资金转入时点、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高度吻合，卖出时间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高度吻合，仅交易“瑞和股份”一只股票；同日李健铭使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买入“瑞和股份”。李健铭交易“瑞和股份”行为明显异常。
以上事实有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终端硬件信息、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及情况说明、交易所相关数据信息、当事人通讯记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李健铭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三条、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内幕交易行为。
当事人李健铭及其代理人在听证中提出以下申辩意见：
第一，认定“国庆节前，李某平开始有了实施高送转的想法”，没有事实根据。“高送转”这一说法是由调查人员在询问中提出，由于调查人员未向被调查人员说明“送转”和“高送转”的不同，导致调查笔录中“现金分红和转增股本”“送转”和“高送转”交替出现，内幕信息内容模糊不清。
第二，认定“2016年10月底11月初，李某平与叶某彪、陈某刚商量是否可以考虑做高送转，讨论实施高送转的可行性，了解资产状况、资本公积情况、现金流情况，同时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比较，开始筹划利润分配方案”，事实不清，没有证据支持。
第三，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16年11月3日”，只有言词证据，不足以对事实作出认定。本案内幕信息形成于2016年11月18日股票交易收市后，在此之前，案涉信息的内容仅涉及现金分红和转增股本，即送转，未涉及实施的具体时间及具体方案。
第四，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某平和其他知情人员的行为，可以推断出2016年11月3日前所提到的“送转”不属于内幕信息。李某平于2016年11月8日减持本公司股票300万股，2016年11月8日、11月25日瑞和股份的董事会公告均未提及内幕信息，由此证明2016年11月9日前内幕信息尚未形成。
第五，通过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足以判断案涉瑞和股份现金分红和转增股本即“送转”的预期，并不需要“内幕信息”。当事人判断瑞和股份利好，通过正常分析数据即可知悉，并不需要通过“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综上，李健铭认为其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请求我会对其免予处罚。
经复核，我会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内幕信息的内容。瑞和股份2016年11月20日公告《关于对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中提及的分配股利和转增股本的信息，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送转”“高送转”“现金分红和转增股本”均属于“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的范畴，是《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
第二，关于对内幕信息形成过程的认定，通过全面分析李某平、陈某刚、戚某文、叶某彪、李某飞等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询问笔录、通讯记录，以及李某平、瑞和股份提供的书面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尤其是2016年11月3日这个时点，根据李某平2016年11月4日经广州前往澳大利亚、陈某刚2016年11月3日出差去武汉行程的客观证据，以及在询问笔录中做出的明确表述，足以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
第三，关于内幕信息形成起点的认定。李某平作为瑞和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对内幕信息的动议、筹划、决策等有足够的影响力，李某平称瑞和股份上市后一直没有进行过高送转，大概2016年10月国庆节左右，开始有瑞和股份高送转的想法。2016年10月中下旬、11月初(11月3日之前)，李某平已经就瑞和股份2016年是否可以考虑做高送转与叶某彪、陈某刚进行讨论，李某平还向陈某刚询问公司资产状况、资本公积金情况、现金流等与实施利润分配直接相关的情况。其在2016年11月3日之前已动议、筹划实施分配股利和转增股本，认定内幕信息形成不晚于2016年11月3日，证据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