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19年上半年，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针对银行（不含个人，下同）开出的罚单达到646张，累计罚金近3.07亿。
其中，各级银监局开出321张罚单，银监分局开出326张罚单。
信贷违规是开出罚单的最主要原因，2019年上半年，信贷违规占据罚单比例超过半数，涉及票据违规和挪用资金的罚单也频频出现。
除此之外，约有100张罚单提到了内部管理问题，包括高管任命不合规、关联交易和工作人员不尽责等，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其他违规行为的导火索。
图/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相较于去年上半年的12张千万级罚单以及最高4.62亿元的罚款，今年上半年“看似温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梳理后发现，上半年银保监系统开给商业银行（不包括从业人员收到的罚单）的646张罚单总计罚没金额为3.07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罚没超10亿元，这说明银行业的违规“大案”已经相对减少。
但是，除了传统的信贷业务之外，银保监系统对票据业务的监管加强了，罚没金额已经占总额的十分之一。可见，热火朝天的票据业务套利时代面临终结。
大额罚单同比明显回落
上半年商业银行共收到的646张罚单中，从1-6月份，分别为113张、100张、129张、110张、141张和53张罚单，再加上信托和AMC等非银机构收到的30张罚单，总计为676张罚单，低于去年同期的894张罚单。
从金额上看，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共计被罚3.07亿元，1-6月分别被罚4874万元、5199万元、6472万元、5030万元、6269万元和2840万元，远低于2018年上半年罚金13亿元。
究其原因，去年上半年罚没金额超过千万元的罚单共计12张，合计金额高达9.48亿元，其中某家股份制银行因为违规向空壳企业授信等原因两次收到千万元以上“天价罚单”，甚至最高的一次被重罚了4.62亿元。
但进入2019年，针对商业银行没有一单超过1000万元的罚单，最高额单张罚单是针对某直辖市城商行的660万元罚单，这张罚单指出该银行存在12项违规，包括未按业务实质准确计量风险、计提资本与拨备，未严格落实同业业务专营改革要求，违规开展土地储备融资业务，同业授信资金回流购买本行理财等。其余罚单的单张处罚金额均在500万元以下。
“今年没有银监会机关的罚单，而都是各地银监局和银监分局开具。这说明虽然银行业还存在若干不规范现象，但是经过去年的乱象整治后，大案要案已经实质性减少。”一位华东银行业人士评价称。
从罚单分布的地区来看，上半年，山东省罚单数量最多，累计罚款数额最大，以75张罚单、3969万元的受罚金额高居第一；广东、辽宁、浙江、上海的商业银行也收到较多罚单，分别为65张、62张、40张、35张，受罚数额均超过两千万。
而2018年开出罚单最多的是湖南、河南和浙江三地的银保监部门，其中，湖南全年共开出353张罚单，河南开出269张罚单，浙江开出223张罚单。
图/图虫
票据、信贷违规“雷点”密集
从商业银行被罚的原因来看，今年出现的重灾区除了信贷违规之外，还出现了票据违规，两者分别占被罚金额比重的58%和10%。除此之外，违规流入股市楼市也占比超过6%。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关于票据违规的罚单共计67张。
对贵州一家农商行的一项120万元罚单显示，“违规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到期通过发放贷款掩盖票据风险，并形成大额不良贷款。”而对一家股份制银行湖北分行的130万元的罚单也显示：“贷款三查不尽职；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中对贸易背景审查不严形成垫款；贷前调查不尽职导致贷款资金回流至借款人。”
这些指向都是近年来越发火热的票据业务。票据贴现业务的本质是企业短期融资，但经常被银行用来调节信贷规模和资本占用等监管指标。
其业务模式为，A银行的直贴票据比较多，挤占了信贷规模，也导致完成资本充足率方面有困难，因此将直贴票据卖给B银行，等到考核日结束，再从B银行买断这些票据，这样的话中间的利差就成了B银行的通道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票据的真实转移。这一行为被监管发现许久，《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5〕203号）就提到，通过票据转贴现业务转移规模，消减资本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