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头条No.27｜大厂“秒批”时代

“吃个饭的功夫，部门就没了。”

在某互联网大厂任部门总监的张野清楚记得，去年下半年，在员工吃饭的时间，他的业务线遭宣布调整，部门就地解散。

公司虽没提裁撤，但明确表示不再给这个团队的人员分配工作，包括张野在内的十几个人突然就没事做了。

部门原来还有很多没有执行完的项目，张野试图和上级沟通先把这些项目做完，但遭坚决地拒绝了。他又和几个平行部门负责人沟通，也没有找到可以做的事情。整个团队无所事事，每天开始学习公司过往的经典案例，总结方法论。半年不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陆续离职。

在今天的大厂环境中，没有安全感的并不只有基层与中层，高层亦是如此。

5月初，百度时任副总裁璩静拍摄短视频，一番“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员工离职我秒批”的狼性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事件发酵数日后，以璩静“遭秒批”，悄然离职收场。实际上，璩静本人也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中。据新浪科技报道，她所负责的百度公众沟通部话语权较弱，内外部沟通比较困难，因此希望有自己可控的发声渠道。

京东则先以考勤新规刷了一波“存在感”。而后，在5月24日流出的一段内部训话视频中，刘强东批评了“以生活第一、事业和工作第二”的京东同事，并称“业绩不好又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他的兄弟，将全部淘汰出局。

从创始人至一线员工，大厂的焦虑感早已在公众环境中扑面而来。

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张野们面对的大厂裁撤经常来得毫无征兆——但又不是完全没有预兆：所有人心知肚明，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业务线、大笔花钱的职能部门都是降本提效的重灾区。

走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期后，互联网大厂已普遍步入中年。他们变得谨慎求稳，凡事精打细算、性价比优先，与前些年高举高打、疯狂扩张跑马圈地的境况已大为不同。

市场中最直观的反映是：腾讯市值从6.54万亿港元的最高处已跌掉近3万亿；京东从1456亿美元的最高点蒸发68%；阿里也未能幸免，与其8243.8亿美元的最高点相比，市值也跌掉了75%。

同时跟着缩减的还有员工数量。根据财报数据，2021年-2023年底，腾讯的员工数量从11.27万人降至10.54万人，减少7355人。而仅2023年一年，阿里巴巴减少约2万人，员工数量缩减幅度接近10%。

大公司降本增效的同时，消费者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曾经主打“五环外”用户的拼多多市值数次超越阿里巴巴，但距离其市值最高点2200.8亿美元，市值依然也下跌了10%。

2023年6月，马化腾转发《聊聊裁员的事》的微信文章时表示“后续环境挑战目前看还挺大。你们要收紧队形，做一些余量考虑，应对一些突发的挑战。不可过于乐观。”

而今年5月底，阿里拆分一周年时，蔡崇信、吴泳铭在股东信中指出，阿里出现一些大公司病症，要对“大公司病”开刀、保持创业精神。字节跳动则先后在PICO、朝夕光年等业务部门进行了大规模裁撤，本地生活服务也遭削减了大量预算。

压力的层层传导之下，离开——似乎成了大厂打工人不得不面对的最后宿命。

年薪百万是互联网大厂员工身上最让人羡慕的标签之一。但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降本增效，这个标签也成为很多人职业不安全感的来源。

“太贵了。”快手员工李航在遭裁数月后，冷静客观的分析出了自己离开的原因。

被遇裁员之前，李航也曾为自己的处境担心过：他以管理岗的职级入职快手，但公司并没有给他匹配这个职级该有的团队规模，产出量和同级别的人相比少一大截。

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他都相安无事，他的不安也就慢慢放下；一年以后，公司架构调整，他的直属领导遭更换，他再一次以为自己危险了，但新领导还给他涨了薪水，看起来似乎又安全了。

接到裁员通知就发生在涨薪后的两个月，这段时间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遭HR约谈时，李航非常不知所措。

他以产品负责人的身份入职快手，但实际承担的工作是比他低三到四个职级的人都能胜任的，公司负担他的成本明显不划算。“新领导给我涨薪应该是不知道我的工资，但两个月之后到了我合同续签的时候，他应该看到了我的年包。”

晨曦所在的团队每个季度几乎都在调整，他自从2020年加入快手之后，连工位都换了七八次。去年，新任业务负责人发现他所在的部门人很多，但无法计算能产生多大价值，就把整个团队全部打散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