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头条No.27｜大厂“秒批”时代(3)

被遇了突如其来的裁员之后，李航还算幸运，他在一个多月内找到了一份互联网公司的新工作。虽然入职前谈的职级、薪资和在快手时相当，但他入职之后才发现公司期权价值远没有此前HR承诺的那么高，年终奖也拿不到全额。再加上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长都比原来多了一大截，新工作的薪资事实上比原来下降很多。

李航并没有太多情绪，只要能在新公司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35岁以后，能在互联网公司多干一天都是赚到的。”

新工作未必能干很久，但他确实还没想好，如果有一天在互联网行业找不到工作了还能去做什么。最近几个月，他也在和很多前同事、同学交流，发现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

身处一个曾经高速增长的行业，很多互联网大厂人很难分清自己是否真正热爱从事的工作，他们成就感的来源大多是不断上涨的工资。但这种收入逐年上涨的预期，早已遭打破。

在阿里工作多年的张明朗正在经历这种挣扎。加入阿里之后，她的薪资每年最少涨一次，绩效好的时候一年涨两次。三四年的时间，她的薪资比入职时翻了一倍。

但最近这几年，她的薪资又缩水回去了：公司股价在高位的时候，原本很少的股票份额就能值五六十万，但现在公司股价比最高点已经缩水了一半以上，这也意味着这部分收入大幅缩水。张明朗计算之后发现，她的股票贬值超过三分之二。

这种收入状态也让很多大厂打工人的预期和心态发生了变化。几年前，很多人为了升职加薪愿意为工作付出更多，甚至愿意为了工作牺牲个人生活，但如今，很多人会重新思考：为工作牺牲生活到底值不值？

如果说在行业高速增长期，老板和员工有共同的目标和期望，那么现在双方的目标和期望已经渐行渐远，甚至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立冲突。璩静短视频闹出巨大风波的本质原因也是如此。

在冲突之中，打工人永远属于弱势群体，甚至他们原来对工作的价值观也会受到冲击。

今年3月从微博离职的张燕正在经历这种冲击：2020年8月和2022年3月，公司对她授予了两笔分期发放的期权，授予价都在20美元以上。但此前，她一直忙于工作没有行权。在离职沟通时，HR告知她需要在三个月内行权，但准备行权时才发现，因微博市场价已经不到10美元，这意味着她这部分收益全部归零。

她多次尝试和公司沟通此事，询问公司在不可抗力因素下能否优先保障自己的权益，但直到现在，她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反馈。她告诉界面新闻，自己在微博工作了很多年，因为热爱才坚持，曾经工作氛围很单纯，和同事们相处都很融洽。“但通过这件事，看到某些曾经信任过的同事为了逃避责任各种推诿甩锅，就会产生一种人与人、个体与公司之间无法信任的感觉，需要一段时间调适。”

她之后或许会继续在互联网工作，但会对公司价值观有更高的要求。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厂员工直接否定了整个行业的工作氛围。

天宇是其中之一，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时，除了冗长的会议和诸多无效沟通带来的内耗之外，感受最深刻的还有公司降本提效带来的资金短缺。可动用的资源变少，还要面对上级各种各样的质疑，这些都直接带来了工作意义感的缺失。

“我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回到类似互联网大厂的工作体系中，因为我已经体验过了，我知道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天宇说。

今年年初，在拿到年终奖后，他就迅速办理了离职。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融易新媒体消息，他还是有些厌烦，“在大的系统里工作，上下左右全都是人，唯独没有自己。”

在处理了成百上千个裁员案例之后，张云逸也选择离开了百度。他很怀念把一批一批新人培养成业务担当的成就感，但自从公司决定大幅裁员之后，这种工作状态很难再回来了。每次遇到难沟通的案例，他都会对遭裁的员工产生共情：他们可能有一大家子人要养，也可能每个月都有高额的房贷要还，遭裁了之后将会面临生存压力。

“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张云逸表示，如果自己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把员工谈走，也会面临来自上级的压力。

几年前，他放弃了一份中小企业的offer选择了百度，他希望能在组织体系更规范的大公司中把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吃透。如今，他已经改变了想法：工作没那么重要，生活更重要，可以为了多陪陪孩子少赚一些钱。

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难说没有受到那些遭裁同事的影响。过去一年，他一直在留意身边同事的去向：能在自动驾驶行业找到职级、薪资和原来百度相当的人，已算是处境非常好的了，比例非常小；大部分人找到的工作都比百度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