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发展，是否存在一把“万能钥匙”？(3)

每次谈起中国体育的改革，总是会遭很多全社会共同面临的复杂和系统问题牵绊，这里有教育制度改革（体教融合），社会公益事业体制改革（社团法人监管），新闻舆论监督的改革（体育明星饭圈化）等等问题，抽丝剥茧后我们还是要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到底什么东西能真正启动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引擎？

我们先回顾一个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当时有一位从来没来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科斯定理」，后来遭中国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进程。

「科斯定理」一般的解释就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科斯定理」里有两个关键词——「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回顾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过程，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都伴随着更明晰的产权制度改革和降低社交易成本两个原则。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咱们一起聊到了职业体育的定义，在「商业利益」的大逻辑上，去研究「产权明确」和「交易成本」这两个概念如何能帮助中国职业体育找到自己真正市场化的钥匙，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去看待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是本文的核心脉络。

在中国并无永久产权一说，所以无论是土地房产的50-70年产权，还是某些公共设施的特许经营权，都是有年限的，市场也接受这点。但对于短期经营权或者无产权归属的项目，因为没有长期契约作为保证，其市场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来做资源配置，都做不到最优。这点在职业体育在中国的分化就能看出来。

中国足球从「红山口会议」开始建立实体化和职业化的激烈讨论，到中超「金元足球」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一地鸡毛，花的钱不能说少，但为什么越开越败呢？三大球的顶级联赛虽然成立了中超公司、CBA公司，但这个管办分离并不是真正的产权或者特许经营权的独立，最长的CBA授权期是十年，到今年就剩下三年了，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未可知。而且从股东结构，到组织运营都还没有摆脱原有计划分配的影子。

大家都能看到，中超联赛和CBA联赛中出现了很多乱象和怪事，其实究其根本，是没有基于产权制度，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市场化的管理机构，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在个人单项为主的高尔夫、网球，运动员产权属于个人，赛事在商业方面是完全独立运作，因此中国运动员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在商业方面也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聊完产权，我们再来聊聊「交易成本」这一项。

职业体育的高度商业化会产生大量的专业分工，分工最终催生了联盟这一特殊组织，联盟将独立的体育俱乐部与外部合作方以及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这是职业体育非常不同于其他企业组织的一点。

职业体育的联盟就应该起到帮助俱乐部提高收入的作用，同时在联盟层面有着严格的财政公平制度，控制参与者无节制地投入，保证整体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金元足球阶段每个俱乐部各自为政，联盟能控制的只有在竞赛制度上的奖罚，而不是一个企业方式的运作模式。在后金元时代，更加的入不敷出，联盟的号召力完全靠行政指令支撑，更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形成了恶性循环。

再来看一点，因为有产权制度的支持，职业体育发达的联盟都是支持俱乐部转让，对于球员转会也是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对于球员的权益有着完善的保障机制，这是职业体育运转的一个核心机制，而反观中国职业体育，中超俱乐部转让不可以离开所在城市，CBA球员转会的矛盾频出，中超中甲球员欠薪严重，这个基础上市场的效率完全丧失了，交易成本极高，自然没有资金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中。

总结一下笔者的观点：

如果职业体育的IP或者长期运营权授权给一家独立的市场化运营的联盟公司，整个联盟是以市场化方式来经营管理，在资本市场上应该会是投资领域不可多得的稀缺资产，而基于这个产权改革的俱乐部，运动员和服务机构都是具备活力和商业价值的。

中国体育遇到的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要走的也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我们不是要撇弃「奥运战略」，而是将其更加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