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谢爱磊：人们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

恢复高考47年后，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高达1342万人，相比2023年增加了51万。

提起高考你会想起什么？是六月闷热的天气，英语听力前下过的大雨，送考的家长老师们一声声“加油”，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一分打倒几千人”？如果说前者代表个体关于高考的回忆，那后者就显露出它作为选拔性考试的残酷面向。

当下，结束了高考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进入高校的“第一道门槛”：填报志愿。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流行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近两年来直言“孩子学新闻就拖走”的张雪峰，考生的专业选择并不总是与分数、个人特长与爱好密切关联，还与就业前景或未来人生“牢牢绑定”。

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2013年起在全国四所重点高校对农村籍学子展开相关研究，十年间他对约2000名重点高校学生做了追踪研究，并与其中的百余位农村籍学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深入访谈。他们进到大学，然后经历了什么？那些赢得了高考搏杀，从农村或小镇“逆袭”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的学生们，在这里面临着哪些此前未有、同龄人也未必感受得到的挑战？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图为讲座现场。（图片由本人提供）

在日前出版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谢爱磊发现，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后变得孤独、迷茫，“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先是失去了究竟的题目和考试，毕业后又失去了边界清晰的校园，做题家们如何面对生活？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谢爱磊进行了专访。

01 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

界面文化：最早为什么想做关于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为什么选择做一个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

谢爱磊：研究是从2013年开始的。我自己一直做农村教育研究，持续关注农村学生的发展。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背景：当时精英大学里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有一点下降，2012年起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应对这一现象，例如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的专项计划。政策出台之后，精英大学里的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确实逐年在增加。

我更关注的是这些学生进入精英大学之后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我们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人特别关心的事：当一个人拥有在精英大学受教育的机会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另外，当时一些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学生的举措实际上是一种“优惠政策”，大众想当然地觉得，这批进入到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会不会存在学业上的问题，一些极端个案遭报道出来，比如有个别学生在大学里沉迷游戏、学习困难甚至辍学。如果故意把这些负面印象放大，可能会造成我们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差，甚至是对他们的污名化，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看到他们在大学里真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界面文化：在侦查过程中，会有学生称自己“小镇做题家”吗？

谢爱磊：“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大概2020年才火起来，我的研究开始于2013年，那个时候学生们不会叫自己“小镇做题家”，但他们的叙述里的确有很多和“做题”有关，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叫自己“做题机器人”。这一方面代表他们的苦恼，在应试教育模式下人生好像只有一条赛道，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反击”，他们反思自己过去接受的教育是在培养“做题机器人”，没有发展他们的个性、独立性和其他素养。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象牙塔》
谢爱磊 著
北京贝贝特·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不仅他们不会自称“小镇做题家”，我也不太愿意把他们叫做“小镇做题家”。我之所以用这个词，甚至作为书的标题，是在某种对话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想和那个时代的学生的声音、被遇，以及“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进行对话，让人们知道当学生们自嘲“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到底在自嘲些什么。

我总觉得下定义或者贴标签可能会让某个群体“动弹不得”，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一成不变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理解这群学生的框架，从“游戏感”、心态、反身性去理解他们，再理解背后宏观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