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谢爱磊：人们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3)

“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无可厚非的正当性，但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太多因素在影响社会流动的机会。既然教育只是社会系统里的一小环，那么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就不该过于理想化。教育有改变命运的潜能，融易新媒体消息，但是这种潜能的发挥比较有赖于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做一点事，比如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更高质量的就业......如果我们想要让教育发挥更好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出这些条件。

03 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

界面文化：在今年的高考月，很多人发现这种“无可厚非”的正当性似乎正在动摇。一些家长和年轻人似乎在重新审视高考和教育的意义。你怎么看社会下行期人们对教育的悲观？

谢爱磊：从客观上来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正向的。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总相信教育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特殊的经济周期里，大学生就业确实遇到了挑战，而高等教育本身又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202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2%，说明我们处在一个“大部分人都能上大学”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大学文凭带来的回报很难直接用学历本身来衡量。教育又常常遭视为一种投资，当投资的回报不充分的时候，大家对它感到疑虑是正常的。此时就会越来越强调教育内部的分层：要不要上一本大学？能不能上985、211？再进一步，能不能读C9大学或者海外名校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地更多的不是“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而是“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改变你的命运”。我想人们也许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的担忧。

界面文化：“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改变你的命运”让我想到近期引起热议的“中专学生入围全球数学大赛决赛”。不少人非常惋惜这样天才般的人物没能去普高、没法去更好的大学深造等等，我们怎么理解大众对中专的“偏见”？

谢爱磊：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当我们发现一个特殊人才的时候，整个社会好像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种教育优绩主义的思路里去，用学校的等级来衡量人的能力、价值和尊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文凭社会里，总习惯用学校的层次和文凭的等级来衡量人的价值，衡量人的能力和他们应当的尊严。

好的教育是另一种思路。在中专里学习又怎么样了呢？中专里的孩子同样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其实所有在中专的孩子都有优秀的可能，优秀不一定要表现为在竞赛里拔得头筹，表现为没有进入“顶级大学”，是不是也可以是在他们自己专长的领域发挥才智、自得其乐。

我知道这有点理想化，但个体接受的教育不应该遭简单地作为标准用来衡量学生的智商、区分学生的努力程度，我们更不能依据它来判断一个人的全貌，尤其不能把它与学业之外的东西挂钩，比如品行、道德。否则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分配有关，先入为主地认为身处在某些教育机构中孩子就具备某些特质。其实，这也是公众较难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

界面文化：现在高校生中出现了“考公”、“考编”热，但也有人会认为年轻应该闯一闯，而不是逐大流去追求铁饭碗，我们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谢爱磊：在充满机会的年代愿意大胆尝试，这是理性判断。在外部风险加大、经济环境变化的时代选择稳定，同样是一种理性判断。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农村家长教育观念的文章《“读书无用”还是 “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当时有部分人认为农村家长的观点就是“读书无用论”，是不理性的，但我观察发现，实际上他们对现在的教育机会、社会流动有一些理性的观察和新的思考，这就是农村家长的一种理性的态度。只是批评农村家长的态度无法解决问题，更应该从入学机会、学校适应等结构性的问题入手，帮助农村学生更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04 过度重视智育，学生陷入“意义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