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谢爱磊：人们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4)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精英高校农村籍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缺乏游戏感”，他们的“自卑”其实是“自我低估”。究竟来说这种游戏感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们出现这种自我低估的倾向？

谢爱磊：“游戏感”第一是要“看见”，能“看到”大学里有些什么东西。对于很多农村籍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经历使得他们去到大学之后首先看到的还是和学习相关的东西，看不到学校还有学习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不知道这些生活领域里有哪些内容，所以他们会自嘲说：“我就是做题机器。”

“看见”其实很重要，其次就是“喜欢”。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愿不愿意探索尝试，这也很重要。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愿意去试试，也有部分人不那么喜欢，会觉得这些和他们原来的生活模式不太一致。很多学生会提到一个词“功利”。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某些学生组织或者社会活动和自己原来的价值观有冲突，但是参加却可以在综合评定里加分。

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准备，可能得有一些技能储备、知识储备，更重要的还有文化方面的储备。社交的时候别人跟你聊篮球、聊歌星、怎么追星怎么抢票，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没有概念，那么难免会在社交场合感到局促。

界面文化：“看见”、“喜欢”和“有准备”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出现“缺乏游戏感”的体验吗？

谢爱磊：是的，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游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缺乏游戏感不一定会导致什么很不好的后果。也没有谁是100%缺乏游戏感，只是有些人游戏感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重点在于这是一种个人的感受。

缺乏游戏感不是一种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做“病理化”分析，把一个可能的由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看成是专属于个体和群体的性格缺陷，好像生病了一定要用药去治。我就认为“游戏感”是一种心态，是可以通过探索、尝试改变的，心态会影响后面的行为，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心态。

界面文化：你提到担心“病理化”的分析，这让我联想到，很多年轻人试图超越主流标准（比如成绩）的“游戏”，最后好像都成了一种新的卷法、一种新的竞争。比如卷运动、卷外貌，连在社交平台晒“躺平”的博主也要卷粉丝量。这些本意是玩耍、游戏、取悦自我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可能消耗和伤害自我的大型竞赛。你是怎么看这种“卷”的泛化？

谢爱磊：这确实很有意思：跑到另一个赛道的人最后又“卷回去”了。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嵌入市场”的时代里，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遭经济活动影响，经济活动的逻辑向外无限扩散到了其他生活领域，而个体不可避免地遭卷入竞争性的经济逻辑中。

但我认为“开辟另一个赛道又卷起来”这件事本身也许无可厚非，因为退一步讲，它毕竟展示了多元的选择，结果也许并不尽如人意。我其实比较看重他们在非经济意义上单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种尝试，它可能也许反映了普通人在价值观层面的一些深度思考，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有超越经济逻辑和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信仰与终极关怀。

界面文化：即使顺利毕业，很多人在工作中会自嘲又变成了“大厂做题家”。在你看来，为什么这种状态延续到成年人的工作甚至情感生活（985相亲群等）中？

谢爱磊：我把这种状态称作“意义贫困”，指人好像遭困在了什么地方，比如教室、考场或者公司的格子间，生活里的其他东西好像得不到关照，自己总觉得很迷茫。前面提到这个时代经济逻辑泛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而很多人又把这套逻辑内化，从单向度的经济意义上追求自己的价值。那么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难免会怀疑此前自己相信的东西。

但是此时，除了经济意义，好像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别的坐标来衡量。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试图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思考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竟然找不到另一套非经济意义上的话语，在人文向度上思考人还可以是什么样的。好的教育应该提供给我们这些思考的话语和工具，教育不能只是技能训练，它应当直指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