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对自己看待成瘾者的方式感到愧疚 | 专访(3)

你在书中提到，许多工作人员过去曾有药物滥用的经历，并会公开与接受治疗的青少年谈论这些经历。当医生以及这些青少年进入和离开医疗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他们的行动如何塑造他们对药物依赖和治疗的经历？ 

托德·迈耶斯：在住院式药物治疗中心工作的人，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员工，都非常了解毒品的使用，那些来这里接受药物滥用治疗的青少年也是如此。他们也对治疗非常了解，这可能是我在做研究时收获最大的惊喜。在诊所里，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他们都非常详细地理解了治疗方法，和他们对药物和药物使用的了解相当。他们知道治疗中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他们知道临床推理包含什么，并且使用他们自己的版本的临床推理来理解他们的治疗。

既然他们对药物成瘾和治疗的两面都了解得如此之多，“治愈”和“疗愈”的概念在这样的叙述中是如何体现的？你提到在诊所里更多地遭谈论的是“疗愈”，但人们在私人环境中人们更多地谈论“治愈”这个概念。

托德·迈耶斯：说到底，我们谈论的是人。 无论你有多清楚药物使用和依赖通常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并且可能持续一生，以及从成瘾或依赖中彻底遭治愈的概念对于药物滥用治疗来说似乎是一个极端且陌生的概念，人们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认为如果你使用丁丙诺啡进行治疗，你就会遭治愈。这非常矛盾。但这些矛盾仍然遭人们认可。临床医生并不对药物使用的现实一无所知，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再次看到那些青少年，而且通常确实会如此。在这本书中，我追踪了那些接受治疗的人，他们离开又返回，这都在意料之中。但是，使用药物来治疗成瘾仍然伴随着对治愈的渴望。因此，尽管现实中存在着成瘾和康复，但我们都是人，都渴望拥有可以改变的未来。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一方面，公众认为用来治疗成瘾的药物也会导致成瘾，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寻求遭治愈的方法。

托德·迈耶斯：事实上，这其中有很多矛盾。这些青少年既是患者又是成瘾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遭当作成年人对待，融易新媒体消息，但他们仍然是孩子。他们正在接受一种遭认为可以使他们摆脱药物依赖的药物治疗，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试图治愈他们。产生成瘾的生物学机制与这些药物刺激的受体以及其他阿片类药物刺激的受体相同。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诊所与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分离的，这之间存在着更细微的矛盾。他们的世界遭带进了诊所，诊所也遭带出到了他们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多孔且易受影响的环境。如果认为这些地方是独立的，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你必须相信诊所在象征意义上、在物理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现在，阿片类药物危机和滥用药物危机这两件事都告诉我们，社会和临床世界之间的联系要复杂得多。

你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由于药物依赖导致的死亡可以遭视为相对于其他更“遭认可”的需求的次要问题。那么，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期，青少年药物依赖和获取治疗的趋势是怎样的？ 

托德·迈耶斯：疫情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某些生命是否比其他生命更值得哀悼？什么样的死亡是与疫情相关的，又有哪些不是？成瘾和药物滥用所导致的死亡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死亡形式。然而，正如我在《柳叶刀》文章中写到的，社会隔离、医疗服务短缺、医疗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药物滥用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使用药物的人，而且这确实有非常强的社会经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