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一辈子”到“三年一跳”，企业忠诚的观念为什么消失了？(2)

恩里克在自己长期的私人关系中很重视忠诚的因素，这与他宣称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就业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怎样，恩里克对自己的工作质量确实极为自豪，和一些同事和客户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他离职很久以后仍然维持着这些关系。尽管恩里克自认为为雇主干得很卖力，但这在他眼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承诺。公司关心的是自身的最大利益，他也一样。如他所说：“我不会跟任何一家公司结婚。要是有人跟我说‘到这儿来，我们给你双倍薪水，或者（给你）加薪50%’，那我就去他那儿，你知道，狗熊跳舞就是为了钱。记住这一点。”

恩里克把自己比作一只跳舞的狗熊，由此也点明了将劳资关系构想成一种以爱或忠诚为支柱的关系有多么荒谬。狗熊可能会爱驯兽师，驯兽师可能也会回之以关爱，但当音乐响起，狗熊就得跳舞，不然它的下顿饭就没着落了。恩里克和他的同道们奉劝所有的美国工作者，要牢记每一份雇佣合同的基础都是以劳动换取金钱。

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忠诚对美国人而言都是雇佣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忠诚的员工会得到认可和奖励，工作者也都会寻找并留在那些承诺提供安稳的、家庭般的工作场所的公司。至少在理论上，那是个狗熊为金钱和爱而跳舞的时期。不过就像恩里克指出的，时代变了，而且改变时代的不是像他这样的雇员。

裁员一词曾经是指一个人暂时中断工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员工会遭辞退，但他们也明白，一旦经济好转，他们便又能找到工作。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裁员在美国变得愈发频繁而持久，也更有可能出现在效益很好却遵循新的“精简式”管理理念的公司。个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动化、去工业化、经济周期以及成本削减（达成这个目标的办法通常就是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这类裁员最初影响的主要是蓝领工作者。在这几十年里，大多数遭裁员的蓝领工作者既惊且怒，很多人认为自己遭埋头效力了多年的公司背叛了，他们原本是相信甚至热爱这些公司的。

凯瑟琳·达德利的《流水线的终结》（The End of the Line）、迪米特拉·杜卡斯（Dimitra Doukas）的《过劳》（Worked Over）、琼·纳什（June Nash）的《从小镇到高科技》（From Tank Town to High Tech）以及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都生动地呈现了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给个人及群体造成的创伤。然而就在裁员成为蓝领职业生活中可预见的（即便不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企业又发现了一群毫无戒心的新工作者，这些人的观念也需要它们来颠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领在美国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一直在稳步上升。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确认的最近四次经济衰退期分别为1981—1982年、1990—1991年、2001年、2007—2009年，白领工作者每一次受到影响的比例都比前一次更高。即使是介于这些动荡期之间的繁荣年代，白领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因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灵活的”——既容易招聘也容易解雇的劳动力（这一趋势受到了高科技公司的热烈欢迎）、海外廉价白领劳动力的利用价值，以及季报的财务压力。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白领工作者已经目睹过大范围裁员给蓝领工作者造成的痛苦，但当裁员浪潮向白领席卷而来之时，融易新媒体消息，他们大多毫无防备。对那些因大规模裁员或关厂而失业的制造业工人，白领往往缺乏同情心。不少人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来责备刚失业的蓝领邻居们没能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比如，他们说汽车工人就是没有为应对后工业化的未来而进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遭淘汰是咎由自取。这些工人只是“跌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自然’水平”，而白领专业人士则是在其中提升到了自己的自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