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轻人“断亲”看见东亚家庭多种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 | 说书

春节假期，年轻人“断亲”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年初四（2月13日），关于“农村悄然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断亲”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话题阅读量破亿。有学者将年轻人“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所谓的“不走亲戚”。

“断亲”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关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宗昊在去年刊发的论文《“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中指出，伴随着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生活压力与内卷以及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断亲”。上述研究得出结论，“断亲”是现代化的结果。

如若“断亲”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征，那么其他同样经历了剧烈社会转型的国家出现类似情况，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韩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21世纪初就注意到了韩国家庭纽带日渐松弛的情况，它究竟表现为避免、推迟、减少、逃避家庭责任和家庭关系，如生育率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韩国人正在极力回避家庭关系和由此带来的负担，”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一书中写道。

中韩同为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重视家庭的实际和象征意义的国家，因此，理解韩国社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作为“压缩性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理论的提出者，张庆燮认为，同为追赶西方现代性、为所处劣势感到不安焦虑的后发国家，“压缩现代性”是亚洲国家共同的地区特征。“压缩现代性”究竟表现为“国家政体、官僚机构、工业组织、地方社区、学校和家庭，都受到‘传统+现代+后现代’和‘本土+西方+世界主义’等奇怪的混合意识形态的支配”。

很大程度上来说，家庭已经成为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冲撞最为激烈的场域。张庆燮在书中指出，韩国一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改革，另一方面又坚持强烈的家庭中心主义。韩国压缩现代性的许多局限和问题，实际上与家庭密切相关，即家庭必须承担各种家庭意识形态所需的不同角色和功能，融易新媒体消息，令家庭成员不堪重负。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
[韩]张庆燮 著 司炳月 孙彤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1 韩国社会的四种家庭意识形态

韩国的“家庭危机”发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快速实现经济发展，韩国采用“先增长，后分配”的生产主义战略，对社会再生产（即保护、培育、管教、安抚和帮助人类的社会活动）的立场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将这一部分责任最大化地转移给家庭。于是，韩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实现的经济腾飞建立在家庭的巨大付出上——韩国家庭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竞争中全力支持家庭成员，成为促成其成员在社会上成功的主要工具。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家庭亦为国家准备了大量工业化所需人才，分担了大量照料老人、儿童、残障等弱势群体的责任。

经济飞速增长和产业急剧转型意味着不同行业、地区、职业、世代的生命经验迥然相异，传统（本土）价值观和制度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共存，却缺乏协调整合，导致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中表现出偶然多元性（acceidental pluralism）的文化失序状态。张庆燮认为，与公共领域几乎遭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截然不同的是，家庭领域存在价值观多元和制度多元的显著情况，“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甚至后现代文化并存，不同世代接触到这些文化的程度不同，导致代际关系紧张，冲突不断。”

根据张庆燮的分析，韩国社会存在四种主要的家庭意识形态——儒家家庭主义、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儒家家庭主义的核心是对朝鲜时期传统家庭价值观和规范的继承，这种以道德等级为基础、维持两性和代际关系的家庭意识形态，依然对当代韩国人产生最主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儒家家庭主义将女性和年轻人置于家庭等级制的底部，这两个群体对这一家庭意识形态的反感也在增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