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内的医生：转型研发抗癌药，人要拥抱改变｜在春天许一个愿望②

Cheyne本应有着一个既定的、范本一样的优秀人生。

他聪明，学习能力强。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同龄人里最拔尖的。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兴趣使然，助他顺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后，他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那年，在家人的建议与安排下，Cheyne进入家乡城市一所三甲医院，成为一名住院医师。

一切都像写好的剧本那样，手握高学历和“铁饭碗”工作的他，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轻松得到遭家人乃至整个世俗所认可的人生。

但这种人生轨迹行进不到两年，他决定亲手将其“变轨”。

不少人挤破头颅想进入的“体制内”，对Cheyne而言只是一个僵化的系统。他想离开，但被到了家人的反对。经过一番对抗与沟通，Cheyne辞掉了住院医师的工作去了北京，成了一名药企研发人员。

药物临床研发是他攻读博士期间就深埋心底的志向所在。那是一种比做博士课题更精密复杂，还需挑战现实的研究工作。

一年多时间，Cheyne凭借努力得到更多信任，工作内容从偏后期的分析、验证、汇总，走向更前期的计划与决策，例如针对一份抗癌药物在首次人体研究中探索出最合适的剂量。

这是他新的一年最关切的目标：让手头的药物顺利度过一期研究，去帮到适应症的肿瘤患者。

小猫名叫Amber，是受访者到北京生活后领养的一只流浪猫（受访者供图）

在上一个人生阶段，Cheyne最讨厌的就是不落实性，他甚至会想好去哪里养老，自己的葬礼上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让我欢乐一点，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歌中这样唱道。

但现在，他学会了坦然面对变化，“我接受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

他设想的葬礼背景音乐也变成了二手玫瑰的《我要开花》，“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

以下是Cheyne的自述，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毕业进医院工作，一方面出于家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为临床研发积累经验。我不是多么讨厌医院，只因为它不是我自主选择的。

这种安排会让我感到不安，潜意识里就觉得不会太长久，尤其是看到医院很多不专业的管理之后。

我们几个一线医务人员曾遭派去参加市级卫生系统的一项比赛，每个人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备赛，几乎脱产了一个月，也为医院赢得很多奖项。但回来之后，行政因为我们脱产要扣掉当月的绩效。我当时真的觉得，“这家医院要完蛋了”。

现在看这件事可能没多严重，但我认为折射出了这家医院对待医生的态度，它可能只是把你当一块砖来使。之后我就开始和家里人沟通辞职的事。

他们明确反对，不希望我失去这份稳定的工作，觉得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在医院才能学到真本事。这可能存在认知局限，毕竟我的家人没有接触过体制外的工作。

但对我而言，稳定的差，还不如不要。面对当时的处境，我想象不到未来会有什么好的出路和生活，统统不是我想要的。

我尽量不和父母产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他们会因此焦虑失眠。我能做到的妥协就是，拿到offer之后再离职。好在家里人看完第一个offer的条件之后，不像一开始那么抵触了。

入职新公司后，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家过年，他们都觉得我有了明显变化。以前会对未来感到迷茫、焦虑，但那次回去会和他们讨论自己比较明确的目标，也开始为未来做长期打算，精神状态积极了很多。

让长辈转变态度的确需要时间。第一年时，他们只是稍微松了一点口，我偶尔会皮一下说，“你看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吧！”到第二、第三年时，他们就越来越觉得我是对的，甚至会说，把现在这份工作干久一点。

我上学时就想做临床研发。读博的最后两年在医院，正好跟一家公司的研发项目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临床研发有一种“秩序的美”。

他们会认真对患者进行随访。当时一个患者的资料就可以塞满一整本活页夹，有新华字典那么厚，纸张是A4纸大小。里面什么都有，比我们写病历详细多了。这需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是一个博士生远不能企及的资源。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