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星模仿到全民狂欢：“网络先天圣体”背后的娱乐消费逻辑(2)

从抽象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所谓抽象文化，就是没文艺、没才华、没内容，有学者认为抽象文化的特征为“消解崇高、戏弄权威、污名偶像、矮化自身”。从启蒙到“百花齐放”，带有“抽象文化”标签的主播们，的确有着这样“反叛与消解”的韵味。

这样的特征，同样存在在今日的“网络先天圣体”们的身上——他们模仿的对象都是“名人”，但他们模仿的行为却解构了“名人”的崇高，在他们的模仿之下，名人遭拉下神坛：科比、张艺谋、霍金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上位者，以丑闻为养料，他们的模仿者在戏谑中解构了他们的权威。这些具有“偶像意义”的名人，也因此遭污名：提起科比，不再是与努力、勤奋相关的“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科比的成就遭遮蔽，剩下的只是众人对其犯规、犯罪的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矮化自身，在直播间里做着夸张、荒诞的行为，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和笑声。他们通过模仿名人的负面行为，不仅解构了名人的崇高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矮化，变成了娱乐大众的小丑。

除了这些“先天圣体”，抽象文化也复兴于其他娱乐领域。今年4月，遭《中国新说唱2024》淘汰的rapper以一首《谢天谢天》走红，无数嘻哈爱好者前往MV拍摄地进行打卡，并且坐在诺米彼时坐着的健身器材上，高唱着“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这一场所也遭网友们评为中国第三个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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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之所以会发布这首rap，是因为在《中国新说唱2024》的海选现场，在中国说唱界有着绝对地位的导师谢帝淘汰了诺米，并且将诺米写给爷爷的歌说成了“写给奶奶的歌”。诺米一气之下，用说唱独有的diss方式回击了谢帝，是对说唱权威的绝对反叛与解构。

这就是卷土重来之后的抽象文化——他们消解崇高、戏弄权威、污名偶像、矮化自身。只是在经历过“药水哥”等初代抽象文化代表者遭封禁之后，眼下的抽象文化更多的是戏谑与戏弄，尽管低俗元素仍然存在，但与以往相比，情况已经大有改观。

为什么抽象文化能够卷土重来？为什么年轻人的娱乐消费会走向“抽象”？

原因之一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时代里，年轻人困于无处消解的情绪之中。

齐格蒙特·鲍曼将当代社会描述为流动性的现代性，认为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导致了不落实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个体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不安的压力，处于自由且不安的矛盾状态。韩炳哲在此基础上提出绩效社会概念，认为它取代了规训社会，个体虽摆脱了外部监管，却陷入了自我精神规训，过度追求肯定而导致自我剥削。这形成了一种悖论：个体在流动性自由中承受着解放性压抑的困苦，不断自我规训，承受着内在的压力和矛盾。

这就为抽象文化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契机，不论是模仿主体还是网友观众，他们都在这场全民狂欢中疏解了时代给个体带来的压抑：前者通过模仿找到认同与归属感，后者通过观看玩梗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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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算法推荐技术的掌控中，年轻人桎梏于无处可逃的信息茧房之中。

这种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偏好，不断推送相似或相关的内容，从而在用户周围构建起一个信息的泡沫。在这个泡沫内，年轻人接触到的主要是经过筛选的信息，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加强了他们对抽象文化的偏好和依赖。

同时，这种算法驱动的信息流也可能导致一种“回音室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年轻人遭相似的观点和文化现象所包围，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抽象文化的认同感。算法推荐系统通过不断优化用户的体验，实际上可能在无意中加剧了文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抽象文化对于权威的解构，亦包含着“游走在道德伦理与法律之外”的风险。但这样的问题能否穿透厚厚的信息茧房，打破重重壁垒，抵达“网络先天圣体”及其观众们的信息流与观念当中，在算法推荐主持一切的时代里也变成未知。当身边所有的声音都是关于抽象文化的积极表达，抽象文化势必会借助这一群体之力发扬光大。

在算法与情绪的裹挟之下，短视频造富神话又为抽象文化提供了足够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