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是小米在香港IPO的一周年。截至6月19日，其股价相较17港元发行价已经跌了42.4%，接近腰斩，市值蒸发近2000亿港元。6月19日晚，小米第10次回购股票，虽因全球宏观经济环境问题，港股走势低迷，导致许多港股公司积极回购，但像小米如此高频率的回购实不多见。
小米作为近十年换道超车的新兴中国企业样本，上市之时争议不断，其中也有商业大佬李嘉诚、马化腾支持买入，然而把今天的市值拉出来看，Pre-IPO的机构都面临亏损。小米在未上市之前估值不断攀高（曾一度以450美金的估值攀升为全球最贵的独角兽公司，其估值超过70%的财富500强企业），上市之后市值又不断落底，横向与纵向对比，皆有巨大落差，让我们不禁想问，落差到底背后原因何在？今天的小米，究竟面临何种增长困局？
我抛出五个问题——
第一，小米成长之快背后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第二，小米为什么上市之后市值不振，诸多原因减法减到极致是什么？
第三，小米一直不断寻求的增长路径，效果如何？
第四，小米增长设计可以如何优化？
第五，小米未来究竟有可能是一家什么公司？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切入。
问题一：小米成长之快背后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谈到小米的爆发性的崛起，市场上至少有100种的说法，但只有主因方可定胜局，这个主因绝不是雷军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专注、极致、口碑、快”，而是势。兵法中曰：“善战者，求之于势”，势就是一种结构上的优势，如果按照我在《增长五线》中提出的逻辑，增长利润区=宏观经济的红利+产业结构的红利+模式红利+运营红利。小米成长之快，首先赢在产业结构红利，小米2012年销售额107亿，到2018年1749亿，六年时间翻了16倍之多，这种现象级的增长当然有领导者的原因，但是必然逃不出最重要的结构性“风口”——诞生于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兴起，成熟于物联网的成长时刻，这两个外部“势”的窗口之间，实际也给小米的增长锚定了区间。工信部的数据表明，从2012年到2018年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流量，从87926万G到2120743万G，翻了24倍；而从智能手机出货量看，2015年至 2017 年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量从28.71 亿增长到 36.66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0%，这就是小米快速增长所承接的产业势能。
除了整体产业的势能，另一个大机会是苹果开启智能手机的窗口，以及与大众消费能力落差的市场区间，使得小米从金字塔下中层崛起（符合克里斯坦森提出的颠覆式创新的崛起逻辑），构建出“小米模式”，性价比的区间从来是最大的消费区间，这也是优衣库、ZARA成为服装行业巨头的结构本质（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皆为该国最大的企业家）。在这个区间展开的过程中，小米通过雷军领导下的社交媒体营销、饥饿营销、参与感营销等诸多手段，获得快速爆发。小米初期相当出彩的一笔，在于让此低价品牌并没有产生“低廉”的感觉，依靠品牌势能吃下了诸多山寨机的市场空间，之后不断进行模式换挡，以生态链、新零售、AIOT扩大消费者的钱包份额，这是在产业势能之下，辅之以典型的深度开发客户资产的增长模式。按照利润区增长公式，小米是从产业结构的红利开始，走向模式红利，再去向运营红利求得增长，从增长公式从左向右延展，一骑绝尘。
问题二：小米为什么上市之后市值不振？
谈到小米上市后市值不振，并非出现在今时今日。2018年7月短暂破发后，小米股价一路上涨至22港元，市值也曾达到4000亿港元，但此点过后便持续下跌。虽然诸多新型企业如UBer也在上市期破发，但小米却折射出典型两大反差：
反差一，估值不断攀升与市值不断下降，从市梦率跌回市盈率。2010 年小米估值为2.5亿美元，到2014年其估值是450亿美元，一度成为全球最快也是最贵的独角兽公司（这个估值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Facebook），小米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估值是2010年的180倍，上市前一度甚至出现“雷军寻求 2000 亿美元的估值，并受到了投行的认可”的新闻。估值不断攀升，除了势能给力，必须提到雷军所提出的“市梦率”概念，给资本不断的想象力；然而香港上市后，市梦率的概念似乎碰到质疑，就以小米现在的市盈率看，在科技公司中也相当之低（2019年6月20日小米市盈率为8.56），这个数据低于港股互联网公司平均30倍左右的市盈率，甚至也低于港股硬件高科技公司的19倍左右的市盈率。
反差二，业务表现上升与股价下降。如果只是讲故事，中国有一堆在资本市场吹泡沫的公司，可是小米的确业绩在上市后增长卓越。从小米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财报显示，一季度小米集团总收入人民币438亿元，同比增长27.2%；经调整利润为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4%，营收利润双增，均超出市场预期。可是，相对理性的香港资本市场似乎并没有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