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惩罚“坏男人”作为目标的女性主义，解放不了所有女性 | 说书

过去几年，我们目击了诸多性别事件，女性音量明显升高，“女性主义”一词也进入了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困惑。正如界面文化的2023性别事件盘点所言，女性日益生活在不落实中，舆论场中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充满火药味。

在这样的语境下，英国哲学家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性权利》出现得恰逢其时。在书中，她从“性”这一性别运动中最核心的存在出发，分析和思考了女性内部的种种分裂和矛盾：应该团结男性，还是说一句“我厌男”然后与之割席？应该立法废除性工作，还是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其中一个问题尤为关键：如今，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有所提升，性处境却愈加恶化，我们要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一矛盾？

《性权利》
[英]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著 杨晓琼 译
上海三联书店·雅众文化 2024-1

斯里尼瓦桑认为，21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应该放弃“女性命运共同体”的隐喻，以及向国家权力与法律求助的惯性，它们不仅会遮蔽群体内处境最困难的女性，也阻碍了更激进的政治运动。真正有包容性的政治并不是一个共同体，也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一个“家”，它往往是矛盾暧昧的，既不舒服也不安全，却是激发想象力之所在。

在性骚扰与师生恋中，为什么“肯定同意”是不够的？

在反性骚扰运动中，一个来自男性的常见说法是，越来越多的指控有可能“错杀无辜、诬告好人”，也就是说，你要如何证明那名女性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给对方头上“泼脏水”呢？

去年遭指控性骚扰的编剧史航就采取了这一策略。史航在今年1月发出最新回应，用微信聊天截图证明他与指控自己的女性小默是知情同意的恋爱关系，而社会的发声渠道“应该留给未遭歪曲的事实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试图表达的是，像他这样无辜的男人正在受到恶毒、别有用心的女人的中伤。

对于性骚扰案中的男性辩解，斯里尼瓦桑首先认为，性侵者遭诬告事件的发生概率极低（即使确实存在），却在公众想象中占据着重大位置。这种普遍的担忧来自男性对特权逐渐消失的焦虑。在西方语境下，随着公众越来越相信女性的发声，富有的白人男性担心法律会像此前对待贫穷的黑人男性那样对待他们。曾在业内拥有颇高话语权的史航，无疑也怀有相似的焦虑。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图片来源：牛津大学官网

更重要的是，何为“未经歪曲的事实”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性骚扰或强奸案中，女方是否“肯定同意”地参与性活动是定案的关键，但是，如果关键不在于法律上的是与否，而关乎更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呢？如果法律根本不是解决性侵问题的工具呢？

由此，斯里尼瓦桑进入了一个颠覆性的场域。她提请我们注意，女性的“肯定同意”在父权制结构中经常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对于女性而言，由于一种“害怕对方觉得扫兴”的遭内化的自我要求，她们即使不情愿也会做完全套性行为；而对男性而言，成功征服一个本不情愿上床的女性也是一种内化的要求。如果这一社会心理结构无法得到改变，性侵就永远无法遭消除。

可惜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性侵运动中，将性侵者绳之以法似乎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遭判处23年监禁，得到了推特上一片女性的欢呼庆祝，得到这一结果耗费了超乎寻常的巨大努力，而更多性侵惯犯甚至连业内制裁都不曾面临过。

哈维·韦恩斯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个同样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师生恋。许多身处师生恋中的男性教师会强调双方都是自愿的，不涉及权力问题。斯里尼瓦桑指出，重要的并不是自愿与否，而是一种她称之为“强制异性恋”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女学生对于（男）老师的欣赏往往会遭引导向对于老师本人的情欲渴望——你一定是想拥有他，而不是想成为他；与之相反的是，男学生对男教授的欣赏则会遭引导向一种成为他并取而代之的成长渴望。于是，所有希望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女性，都必须首先跨过这个阻碍，不断诘问自己：“我到底是想成为老师，还是想跟老师睡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女性追求知识权力的脚步就已经远远落后于男性了，即使坐在同一间教室，教育的好处也总是无法平等地分配给男性和女性。

为何在女性主义中，“遭压迫的共同体”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