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进步主义者也会厌女，情绪劳动是厌女的关键工具之一

你和母亲开车外出，男友打电话来惊慌失措地说，朋友们一个小时内就要到家了但我不会烹饪鸡肉，该怎么办。你也不会，但你努力安抚男友，告诉他自己马上到家会搞定鸡肉。挂了电话，你的母亲夸奖你，“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

你走在街上，有人在擦肩而过时冲你吹口哨。

你在争取升职，领导告诉你，你虽然工作能力很强，但不够有亲和力，恐怕带不好团队。

你是一名餐厅服务员，主管每天都会耳提面命嘱咐你在客人面前要时刻保持微笑和礼貌。

你是一位女性，以上场景的共同点是什么？在英国作家、记者罗斯·哈克曼（Rose Hackman）看来，它们的共同点是你在做“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世界各地的女性从小就遭教育要管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感受，以对他人的感受产生积极影响，”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一书中写道，“女性遭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哈克曼发现，这会发生在家庭中、关系中、工作中、荧幕上甚至大街上，“最终，她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如果不笑，惩罚可能随之而来。”

“情绪劳动”的概念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这个词最初遭用来形容服务业从业者需要从事的一种特殊工作：他们遭期待改变情绪外显方式，以影响顾客、消费者、乘客、债务人或病人的情绪感受。哈克曼最早接触这个概念是在2015年，当时她是《卫报》纽约驻站记者，她的编辑给她指派了这个选题，兴奋地表示“情绪劳动将是女性主义的新前沿”。

哈克曼一开始对此只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无聊，融易新媒体消息，充满特权意味，不像是我一直想证明自己能做的那种硬核新闻。”她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采访了许多人，当这篇关于情绪劳动的文章最终于2015年11月在《卫报》发表时，她发现自己的三观已经完全遭颠覆。“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硬核但遭严重误解的话题。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对不平等如何复制延续的理解，都完全遭改变了。”

这种共鸣不止是智识性的——哈克曼发现，情绪劳动的概念也帮助她反思了自己过往的生活。二十多岁时，她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事后回想起来，她笑称那是一段“你会在浪漫小说里读到的”经典婚姻：她是一位在意大利工作的年轻记者，他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他们邂逅，他很快就求婚了，他们一起回到美国生活。他是一个“现代男人”，也是二人关系中的主导者、决策者，她的意见、她对未来的设想和她的性别平等观念都需要为他让步。

“作为一位千禧一代女性，我成长过程中遭灌输的概念是性别平等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我长大、进入成年人阶段，我渐渐发现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只不过以各种各样微小隐秘的方式出现。我认为情绪劳动的概念切入了所有这些微妙的歧视和不平等的核心，最终它们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将女性固定在次等位置上。”

哈克曼花了七年时间为撰写《情绪价值》进行深入侦查。她阅读了大量研究，进行了几百个面对面、电话或邮件采访，采访对象跨越了社会阶层、人种、性别、经济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书中，她把收集到的故事和信息连点成线，得出一个核心结论：情绪劳动是厌女文化的关键工具之一，它将女性置于次等的、辅助性的位置上；而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情绪劳动不仅事关性别，它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和等级制地位的问题，处于社会等级下方的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经济弱势群体——遭要求为上位者无偿提供情绪劳动，而情绪劳动得不到补偿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了其弱势地位。

哈克曼渐渐理解了“情绪劳动是女性主义新前沿”的含义。情绪劳动的概念让我们看到了过往女性主义运动的盲点，强调了不平等问题中的交叉性：女性议题不仅只是“白人中产女性”的问题，也不仅只是如何与家庭和男人斗争的问题。公开透明地评估情绪劳动的价值，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给女性赋权，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世界的关键。正如《情绪价值》一书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