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惩罚“坏男人”作为目标的女性主义，解放不了所有女性 | 说书(3)

仍以“保护性工作者”还是“废除性工作”的两难为例，她认为，任何在改善当前人们生活与为了更好的未来之间的选择，我们都必须选择前者。2019年，德国政府资助了一种“免下车妓院”，顾客可以开车进入提供性服务的的停车棚。然而，许多女性主义者只看到了象征着男女不平等的停车棚，却忽视了棚子里那个为了安全起见、让妓女及时逃离的侧门，也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一种想让世界对特定女性群体变得更宜居的冲动”。

对本篇文章的读者来说，更为切近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色情作品？它到底是父权制度的工具，还是女性得以解放的阵地？虽然我们都知道色情片里充斥着折磨、强奸的厌女场景，但是许多女性仍然会对此感到性兴奋，那么她们应该遭批判吗？

电影《深喉2》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围绕这一问题，上世纪60-8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派别，“反性”派认为性是一种父权建构，唯有彻底不与男性接触的分离主义、禁欲主义才能解放女性。“支持性”的观点则认为，女性应该有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

这样的争执对国内女性来说也并不陌生。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贯彻分离主义的“激女”群体，她们秉持“6B4T”、“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理念，试图与男性彻底割席。她们也对还未脱美役、仍在和男人谈恋爱的女性抱有一边倒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许多以往愿意团结男性阵营的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事件时，也纷纷困惑于男性是否还是值得信任的盟友。

斯里尼瓦桑的回答是这样的，作为大前提，色情片无疑是一种生产父权意识形态的机器，它强化着女性作为“次等公民”的从属地位，而现实中的异性恋经常会参照和复制色情片中的样子，在此体制下，女性的欲望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女人说她很享受在色情业工作，融易新媒体消息，享受收费跟男人做爱或者穿细高跟鞋，并认为这些是属于她的女性实践，那么我们也应该信任她。这种相信是一种伦理主张——只有这样，女性主义才不会重新变回道德威权，才不会像分离主义女性主义者或部分“激女”那样，支配它本该解放的主体。

伦理（ethics）与道德规范（morality）是不同的。正如福柯所言，前者的范围比后者更为宽广。道德是超越个人的律令，而伦理是对于社会规范或律令的个人反应，这些反应经常是游移不定的。福柯从而论证道，自由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变换的过程。正是在与诸多权力的交涉中，人的欲望和性格得以形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多时候，伦理的主张和女性对于废除父权制的主张是彼此矛盾的，种族主义、残疾歧视、恐同恐跨经常会在“个人选择”的幌子下潜入卧室。斯里尼瓦桑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借朋友之口感叹道：“要想出一种办法告诉人们改变他们的欲望，但又不采用道德说教的方式，真他妈的难啊！”

不过，她还是在最后留下了一个稍显光明的尾巴，这也可以看做是对福柯的回应：“性偏好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欲望可能令我们惊喜，将我们引向一个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或者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对之萌生欲望或爱意的人。”

尾声：让想象力和谨防性并存

纵观《性权利》全书，斯里尼瓦桑的心声或许可以用以下这段话概括：

一种值得我们拥有的女性主义必须想办法来避免罪与罚的旧模式机械地重演，每一次都只有转瞬即逝的满足与可预见的代价。一种值得我们拥有的女性权主义必须期待女人能做得比过去的男人更好：不只是更公平，还要更有想象力。

事实上，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在这样做了。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家西尔维娅·费代里奇认为，家务劳动应该遭职业化和工作化，她想象的是一个女性有权通过拒绝家务、迫使资本重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未来。提出赛博格女性主义的唐娜·哈拉维，从黑人女性小说中得到启发并提出，女性主义者应该打造一种“部分的结盟”，珍惜暧昧性和亲近性，抛弃同一的幻想——这也回应了斯里尼瓦桑对于共同体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