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惩罚“坏男人”作为目标的女性主义，解放不了所有女性 | 说书(2)

法律无法解决的性别议题还有卖淫和色情片。女性主义者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亘古的难题：我们应该立法废除一切性工作，还是致力于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应该禁止色情片，还是任由其发展？

在象征层面，卖淫和出演色情片无疑是父权制下女性境况的浓缩，理应遭取缔；可是在实践中，打击性犯罪从来就没有根除过卖淫，反而会让性工作者的处境更差。斯里尼瓦桑在《性权利》中指出，“只要女性需要钱来付账单、养孩子，只要性工作比现有的替代选择更好，只要女性的从属地位遭色情化，就会有卖淫存在。”

此中原因不难理解：法律是一种由男性制造、为男性服务的制度，它往往会成为攻击女性或性少数群体的幌子。比如，2018年在反卖淫女性主义者的要求下，西班牙法院宣布一个性工作者工会的章程无效，理由是性工作不是工作。其结果是，那些几乎全部由男性经营的“绅士俱乐部”毫发无损，而不想为男性工作的妓女就无法享有任何劳动保护，还经常遭警察以模糊的理由罚款。

立法反对色情也是同样。在一些依赖用户上传盗版内容的网站，规定删除盗版资料反而会加速用户上传更多资料，这一成本由女性从业者承担——在加利福尼亚最大的色情产业中心，女性色情演员们每4-6个月就需要晋级，去从事更高薪的硬核性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基本的生存。201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禁止某些色情片的法律，结果遭禁的都是一些在主流观点看来“离经叛道”、实际上表达女性欲望的行为。最后，清单里留下的都是老派直男印象中的“好”色情片。如此一来，厌女的色情生产系统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重要的是，试图一切依靠法律决定，往往让统治者有理由对更深层的种族、阶级、财富分化问题熟视无睹，而最容易受到犯罪打击的正是那些深陷贫困的人以及有色人种。

斯里尼瓦桑认为，主流女性主义者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那些希望制裁性犯罪的女性主义者本身并不从事性工作，而成了律师、银行家和学者。她们如今的重点变成了确保女性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平等，比如同工同酬、反对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在职场中反对性骚扰，并将这部分压迫视为“女性共同体的压迫”——哪怕造成大多数女性苦难的原因其实更为基本，比如缺乏住房、医疗保健和体面的工作。

将女性归结为一个扁平的“共同体”，就等于无视了交叉性，无视了处于权力困境末端的女性。这里的“交叉性”不仅仅意味着对种族、阶级、性认同等的充分关注，它更是一种实践力量：

交叉性的核心洞见是，所有只关注群体内部成员的解放运动——只关注女性的女性主义运动、只关注有色人种的反种族歧视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能最好地服务于那些群体内部受压迫程度最轻的成员。只处理“纯粹”的父权制压迫的女性主义，最终会反过来产生一种同化政治，致力于为最富裕的女性争取权利。

斯里尼瓦桑为读者提供了一类触目惊心的案例：当强奸犯或家暴者遭捕入狱后，受牵连的往往是他们的妻子，她们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2012年，在印度一起强奸案中，受害人乔蒂·辛格作为一名高种姓、受过教育的女性在死后遭拔升为“印度女儿”，而因强奸乔蒂遭判死刑的一名低种姓男人的妻子问道：“那我的孩子吃什么？我也是一个女人啊。”

斯里尼瓦桑失望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者们关注的还是改变社会秩序，她们要求普及儿童照料、财富再分配、家务劳动的工资，以及生产资料的民主所有权。但是这种要求很快让位于“监狱女性主义”与“反歧视范式”，女性主义者也遭吸收到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中，难以产生真正激进的力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伦理层面重思“激女”

如果说在上述讨论中斯里尼瓦桑的立场还比较坚决，那么接下来，她开始走向一个“矛盾暧昧之地”，并希望女性主义者们拥有更多伦理层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