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十条》看张艺谋电影“法制主题”的艺术化表达

　　2024年春节档总票房在年初六就已超越去年的同时段票房。在这个以喜剧为底色的电影档期，张艺谋导演的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以不一样的姿态参与到春节档的竞争中，它以看似喜剧的底色阐释了严肃的“法制主题”，呈现了当下基层中国法制工作中充满复杂性的面向，并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普法宣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以检察院的视角对过去法制工作中，就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的定罪量刑问题做出了一次严肃的“回顾”与“纠偏”。这在近十年来主旋律电影的主题表达上是少见的。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其功能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在《第二十条》中也包括了对法制观念与究竟法条构成要件的普及，并完成了“法制主题”的表达。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分析《第二十条》是如何将“法制主题”进行艺术化表达。

　　在立意上，《第二十条》聚焦于法制意识与“正当防卫”法律条文的发展历程。《第二十条》在立意上的法制意识体现在以下两处：角色层面的“抗争意识”以及主题上的“自纠意识”。

　　电影角色的“抗争意识”在剧作中起到一种推动作用，是人物为实现目标的心理动力之一。影片中的吕玲玲遭塑造为一位具有“抗争意识”的女检察官，她据理力争，坚持原则，面对领导的指责依旧坚持自己严谨的办案态度，最终作为关键证据的刀遭找到，融易新媒体消息，戏剧悬念也得以落下。而本片的另一角色韩明作为公检法人员，在过去判例都将案件视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情形下，勇敢地表达对案件性质属于“正当防卫”的观点，既完成了人物弧光的塑造，又通过人物弧光进一步深化主题立意：面对不合理的情况，要勇于指出问题，勇敢地去解决它。这一浅显的道理一方面通过人物转变呈现了出来。另一方面，戏里戏外无数的例证已经告诉大家这条路的不易。但正是有了吕玲玲与韩明这样的检察官存在，中国法制的进步方有可能，再多的“不易”背后也透露着人性与法制的光辉。

　　主题上的“自纠意识”实际上也是最高检层面的“自纠意识”，究竟体现在对“正当防卫”法律条文错误适用历程的回顾与纠偏。《第二十条》呈现了过去在定罪与量刑上的不合理之处，并在最后交代了相关的法制进步。早在2009年“邓玉娇案”就引起了一次对“第二十条”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这并没有改变司法机关对第二十条的理解与适用。而在影片中也有对这些错误的呈现，如韩明与吕玲玲争吵时拿出多个2009年后的判决，都是在律师做无罪辩护后遭判为故意伤害甚至更重的罪名。这种将问题呈现给观众的“自纠”行为无疑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正面的价值呈现：法制在进步，公检法机关也在进步。

　　角色层面的“抗争意识”既是一种剧作层面增加戏剧冲突的方法，也是一种深化立意的手段，角色的行动及结果承载着主题的表达。主题上的“自纠意识”更多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在近十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中都是很少见的，它是在主旋律的框架上赋予的“自纠意识”，这种姿态无疑是向观众表明官方自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从而传递出一种“向好”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立场经由春节档这一特殊时期，在宣传、营销等传播学层面的作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与讨论。

　　在剧作上，《第二十条》运用大量电影细节真实呈现法律与人性、人情的矛盾，并根据究竟法制细节挖掘戏剧冲突。

　　首先，电影中呈现了大量司法实务的情节，包括检察院与公安部门取证的对接，检察院公职人员对证人的保护以及相关程序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韩明在定罪标准上的坚持。韩明之所以认为遭告人属于“正当防卫”是因为遭告人行刺的位置与过往“基于泄愤而伤人”的案例中所体现得不一样。这里面涉及司法实务中定罪标准的认定即“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深入挖掘戏剧冲突、设置悬念的可能性，在影片中则体现为“公安局能不能找到作为关键证据的刀”以及“韩明能不能成功将案件定为正当防卫”等等。

　　其次，在《第二十条》中，创作者通过挖掘我国法制中的细节创造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将人情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叙事，从而在人情世故与法制规则之间挖掘微妙的关系或制造巧妙的冲突，这种带有强烈本土色彩的“人情关系”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感同身受、代入角色。比如韩明在处理孩子打架一事就“送不送酒”以及“把酒送给谁”做出了一系列拉扯，这种靠“送礼”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为我国观众广为熟悉的。但本片在处理这种“人情与规则”的选择问题时，做出了非常恰当的价值导向，这主要体现在情节中：韩明送礼后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孩子依旧遭公安机关立案。这种价值导向无疑是一种对“法制精神”的捍卫，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引导观众思考“人情”与“法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