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人物取代大故事，电影里的现实主义是更多还是更少？ | 编辑部聊天室(2)

我觉得并不是故事本身没有张力，而是呈现的方式不对——它对于贫穷和励志的理解都浮于表面，挖掘得不够深刻。比如，电影中的教练陷入舆论漩涡，设置的是他遭媒体不正当报道，导致许多民众对他群起而攻之。许多影视剧的类似情节创意都能反映出他们对媒体行业并不了解，我觉得挺可惜的。

《八角笼中》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潘文捷：之前娱乐组的同事黄文斌写过一篇稿子，分析今年春节档小人物喜剧取代宏大叙事背后的经济因素。文章分析认为，强特效、大场面的“大片”通常需要更长的制作时间以及更高昂的制作成本，疫情三年之后，大部分电影公司刚刚能够扭亏为盈，大制作和高额投入意味着回本风险更高。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日本文化学者东浩纪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提到，传统的叙事成立是因为小故事总是指向背后的宏大叙事。比如《满江红》讲的是宋朝的信仰，《无名》讲的是革命时代的信仰，《流浪地球》以科幻的设置让未来的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拯救人类。但在如今后现代的境况下，我们描写当代人的生活，就只能描写日常生活，大家并没有共同相信的、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其实，观众也是很喜欢有现实力量的作品的。现在不少作品影视化的是诸如通俗作家马伯庸、紫金陈等人的作品，这类写作往往很有现实感。马伯庸特别擅长写历史边缘的小人物。比如《长安的荔枝》，讲一个小官员遭唐玄宗派去岭南买荔枝给杨贵妃，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长安，于是这个官员想尽办法在荔枝的保质期内完成任务，体现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如何掌握在君主权臣的任意决策中，也体现了官僚体系的腐败和一个时代的问题。紫金陈擅长在“社会派推理”小说用推理的方式去揭示社会的问题，比如《高智商犯罪》系列揭示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坏小孩》揭示青少年犯罪问题。这些小说在影视化之后都得到了很多好评，说明大家很喜欢这些反映现实的作品。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2022-10

为什么电影的主题呈现好像没有那么深刻，我在想，问题可能出在电影体量上。电视剧可以在每一集呈现不同的问题，将细枝末节都讲述得丰富，但是电影很难在两小时内完成。“编剧圣经”《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说过，未来是长电视剧的时代，因为你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很多问题。在电影中，你只能围绕一个主线，集中于那个故事去讲述，如果讲的问题太多，反而可能挖掘得不够深刻。

徐鲁青：春节档电影没有反映出特别复杂的现实，可能也和大家对春节档的期待有关——大多数人只是想和家人在过年期间有一个娱乐活动。面对这样的市场反应，很多影视公司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制作那么精良的现实主义题材。春节档的电影往往益智化程度特别低，基本上都是喜剧题材，是比较单一的小体量电影。因为做反映现实题材的电影，所需要面对的市场风险就更高。

去年的FIRST电影节聚焦的就是更青年、更文艺、更有作者性的小成本电影。我比较意外的是，在观众投票环节，票选第一高的电影是开心麻花式喜剧《银河写手》。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在转向开心麻花式喜剧，一是因为小成本，二是因为这些梗、笑料和情节都有套路可循，三是因为观众都不会排斥这类喜剧。这也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了。

尹清露：像我们之前在聊天室谈过“文化体力”的问题，也许这种轻体量和喜剧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选择，你不需要在其中感受到很沉重的东西，只需要坐着笑一笑就可以了。

潘文捷：文字也变成了轻体量的，从之前看的长篇小说，再到媒介更新之后看一些套路化和程式化的小说。还有微短剧的重复内容，也是因为在智能手机的时代中我们不能对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力和记忆力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你只能一次一次地用可行的套路去不断地提醒读者和观众。这样一来，重复的熟悉的套路也成为一种符号化的现象，成为对时间碎片化的认识的一种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