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都与银保监会、民政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保持积极的沟通,汇报相关业务进展,听取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建议。”
2018年11月27日,银保监会的一纸罚单令“相互保”转制“相互宝”。这无意间成了网络互助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自此网络互助进入爆发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保险领域代表委员纷纷将目光落在网络互助上。对于尚未纳入监管的网络互助,代表委员言辞之间既有对其合理性的认可,也有对其合规性的担忧。
对于网络互助归谁管的问题,银保监会呼声颇高。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银保监会也一直在调研和听取网络互助平台的意见和建议。
而对于网络互助如何管的问题,成立网络互助协会、由保险公司对网络互助计划进行接管,以及将其作为保险经纪公司的风险管理项目,都成为行业探讨的方向。
4.5亿潜力用户何来
加入网络互助的人们,有的知道这并非保险,有的则不清楚,但这都不影响他们希望拥有一份保障的心情。
这种心情不难理解。深圳华博精算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王晓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是消费者对保险公司或保险从业人员并不完全认可;二是加入网络互助流程相对方便,有的期初不用付钱;三是不少消费者是抱着做慈善的心态加入网络互助。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保险保障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湖南大学教授张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近些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对保险保障的需求也在增加。社会保险虽然覆盖面广,但保障程度不能满足人们对大病医疗的需要。对于一些承保利润低或者承保风险高的领域,保险公司往往动力不足。同时,我国有着众多中等或中低收入人群,保险意识不是很高,也无法承受较高金额的保费,因此,成了商业保险的盲区。
这在《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中,体现得更为直观。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平台实际参与人数为1.5亿人。其中,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融易资讯网(www.ironge.com.cn),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
王晓波指出,人们一直都非常有保险保障意识,参保不足实际上最大的原因是“真没钱”或“不想多花钱”。网络互助正好迎合了人们既想要保障,又不想花钱或不想多花钱的心理。
网络互助得到极大发展也就成为必然。2019年,京东、滴滴、苏宁、奇虎360、美团等平台先后进军网络互助。《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5亿人,覆盖中国14亿人口的32%左右。
更令网络互助兴奋的是,2020年3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并强调,“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
在不少从业者眼中,《意见》作为医疗保险领域首个中央层级的整体改革文件,将医疗互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等共同视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等于肯定了网络互助对于缓解大病保险保障不足等难题的积极意义。
监管缺位催生风险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网络互助处于监管真空地带的尴尬事实。
水滴互助创始人沈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网络互助前些年的发展,更多是依靠各平台的自律。网络互助经营的核心是信任,越是公开透明,越能吸引更多用户加入。
但网络互助的发展不能仅靠自律。最为直观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网络互助在展业中各类假借保险名义和保险术语夸大宣传的现象普遍存在。
为此,原保监会曾经多次强调网络互助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名、约谈网络互助平台,并下发《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等。
最受关注的当属资金池问题。目前,网络互助收费方式主要有“后付费”和“先付费”两种,主流模式是后付费,但先付费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场,存在一定规模的资金池。
沈鹏认为,把互助金托管至第三方平台,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以及不被挪用非常必要。是否需要资金池,实质上是网络互助是采用预先付费还是事后摊收,无论哪种方式,首先是确保资金的安全,然后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用户。
此前,由蚂蚁金服牵头的全国首个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发布,其中提及“不要资金风险”。蚂蚁金服副总裁、保险事业群总裁尹铭解释称,有的网络互助有资金池,因为它采取的是预付费机制,有托管制度也可以,关键是如何把预付费的钱管理好。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观点类似,认为应该限制预收费资金池的内容和规模,实施经营保证金制度,完善资金托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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