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加班第一案”后，“离线休息权”离落地还有多远？

　　2024年全国两会，“离线休息权”成为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在提案中，首次提出“将离线休息权入法”，即确立保护离线休息权的法律规定，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法律支撑。吕国泉表示，离线休息权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近日，吕国泉表示，“离线休息权立法”的提案已经立案。  

　　早些时候，遭称为“隐形加班第一案”的一桩劳动争议案登上热搜，并先后遭写入北京市高院、最高法工作报告。当事人李女士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加班工资，她的部分诉求得到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判决书中，法官将“隐形加班”的概念明晰，并指出，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围指出，隐形加班和离线休息权之所以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于之前的立法以及执法适用面临挑战：一是劳动者事实上加班，但在举证方面，认定加班却存在困难；二是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模糊了职场与个人生活领域、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作之事和私人之事的边界。

　　吕国泉对“离线休息权立法”表示乐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我觉得大家一定能探讨出一个很好的适合数字经济或者新经济的劳动者权利保障方式。”

　　“隐形加班第一案”

　　根据判决书内容，李女士于2019年入职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担任运营负责人。李女士主张，工作近一年间，她不断以线上方式，在非工作时间为公司处理工作，各种形式的加班时间共计达595.8小时，公司应支付加班费近20万元。

　　提起诉讼之前，李女士申请过劳动仲裁，但请求遭驳回。

　　北京九稳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子元在2021年接到这个案子，在看过李女士提供的证据材料后，汪子元认为，她的确存在下班后提供实质性工作的情况，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加班费的诉求。

　　汪子元说，李女士与这家用人单位的“分手”并不愉快，她与公司负责人在工作期间产生了矛盾，之后矛盾激化，一次争执中，甚至报了警，再之后，李女士遭公司辞退。

　　梳理李女士的聊天记录后，汪子元的第一反应是，加班是存在的，但同时，根据他的职业直觉，“下班后通过线上加班，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还是比较难得到支持，第一，如何认定存在线上加班，在实践中有很大争议，第二，即使认定了加班，究竟的加班时长和加班费能否得到支持也存在争议。”

　　在正式接手本案之后，汪子元曾做过案例检索，希望能够找到与本案类似的裁判观点，“但确实没有找到”。

　　汪子元回忆，本案的证据收集让他和当事人花了大力气，他与李女士梳理了所有的聊天记录，整理出了与公司负责人以及客户沟通群中的信息，并为聊天记录制作了详细的表格及文字说明，写明当事人在哪个时间点内进行了怎样的工作，并收集到用人单位发布的账号运营排班表，其中显示，在节假日期间，用人单位仍然安排了李女士进行值班。

　　“这个工作非常琐碎，我们不能把几百页的聊天截图扔给法官，而是要写明，加班的究竟时间和究竟工作内容，并表明当时的加班是必要的，或者是用人单位布置的工作太多，当事人只能加班加点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向法官证明，当事人的主张是有事实依据的。”

　　整理好证据后，他们迎来了一审开庭。在庭上，遭告方某科技公司表示，李女士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工给李女士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女士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遭告方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遭告方认为这不属于加班的范畴。

　　一审最终败诉。汪子元说，“我当时的预期是法院即使不支持我们所有的请求，应该也会支持部分请求，但结果很残酷，我们的所有请求都遭驳回了。”

　　收到判决结果的那个晚上，汪子元与李女士通了电话，那是一个既灰心又低落的电话，“当事人已经没有主意了，仲裁委没有支持她，一审也没有拿到好的结果，还要不要继续上诉，她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