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加班第一案”后，“离线休息权”离落地还有多远？(2)

　　汪子元基于一审的裁判观点进行分析，“虽然结果不好，但我们发现了一审判决里的一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我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当事人存在加班，是因为劳动合同中约定了不定时工作制。”经过查询，他发现，不定时工作制需要得到人社部门的审批，最高法也曾发布过与不定时工作制有关的典型案例，基于此，汪子元建议李女士进行上诉。

　　在二审中，汪子元特地说明，用人单位与李女士约定的不定时工作制并未得到人社部门的审批，这一点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再之后，庭审的重点仍然是是否存在加班的事实。

　　最终，用人单位发出的排班表成了关键证据。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郑吉喆是二审的主审法官。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及，郑吉喆反复研究聊天记录和用工合同，查阅大量资料，在判决中创新性地提出“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以此作为“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判决肯定了李女士付出的劳动，酌定公司支付李女士加班费3万元。

　　二审的判决书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工作模式越来越灵活，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提供劳动，不再拘泥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地点、办公工位，特别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并不鲜见，对于此类劳动者隐形加班问题，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了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

　　在拿到判决结果时，汪子元没有预料到此案能够成为一桩标志性的案件，2023年年初，有媒体关注到此案，此事也多次登上热搜，继而遭评选为2023年推进全国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忍耐或者离职

　　罗明是一位金融行业从业者，他听过“隐形加班”，也听过“离线休息权”，但他对“离线休息权”的说法并没有太大反应。

　　本硕毕业于国内顶级高校后，他进入了一家知名投行，走到这一步罗明用了将近20年，他的同僚们也是一样，学生时代埋头学习，本硕时期“卷实习”，“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积累”。

　　刚入行的第一年，罗明几乎没有在周末休息过，他需要随身携带电脑，以应付上司突然而来的工作任务，在某个凌晨，他接到了上司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刻完成一份文件，那天，他工作到了凌晨四点。事后领导表扬他活干得不错，他想，“这是不是在PUA我？”

　　罗明说，这种工作状态几乎是常态，同事们有时也会在私底下抱怨，但没有人将问题摆到明面上来，更别提劳动仲裁或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些遭迫延长工作时间的员工只有两个选择，忍耐，或者离职。这是一个光环笼罩的行业，总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涌入。

　　入职一年之后，罗明已经很少再去思考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甚少参与同事们关于工作时长的讨论，“想也没用”，他有时甚至会觉得心虚，“我们的待遇已经算得上好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要求那么多？”

　　身处影视行业的钟琳在提到“离线休息权”时反应激烈，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一个《劳动法》管不了的地方？”

　　钟琳说，在项目期时，她常常需要深夜在微信群中向供应商们下达任务，并在下班时间频繁与艺人沟通，她几乎需要在任何时刻第一时间回应领导的需求，并安抚近百个微信群中随时有可能提出意见的片方、艺人和更高一级的领导们。

　　钟琳在热搜上看到过“隐形加班第一案”，但她对本行业能够走到哪一步并不乐观，“这是一个人人加班人人熬夜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久了，你都会想，一个微信电话把我叫起来干活好像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就算没有‘隐形加班’，剧组开工难道还能保证8小时工作制吗？我上够8小时要下班了，让其他演职人员都等着吗？”

　　钟琳说，“如果你还想在影视行业继续工作，那最好还是维持现状闭紧嘴巴，如果让其他公司知道，你因为下了班不想在微信里回复消息认领任务就去仲裁，那你估计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可能就真的失业了。”

　　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四川一名店铺设计师从业两年多加了600多个工作群，每天“24小时待命”“为群所困”，不敢关手机，离职后花了3个半小时退群，才感到轻松许多，此事一度冲上热搜，也让他印象深刻。“现在‘隐形加班’既普遍，又没有相应的规定规制，让人时时处在一种很透明的、一种‘遭工作’氛围笼罩的压力之下，好像没有相应的手段来限制、规范。对劳动者来说，在工作时间之外受到这样的影响，一方面好像说明领导或老板对他还是比较器重的，还有工作要他做；另外一方面，他是有一种‘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也无法对外诉说，就是一种社会性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