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洁妈妈的围城(3)

因为没有北京医保，她每次都捱到年关，回老家医院看病。腰疼、胳膊疼全靠膏药缓解，别人劝她去首都的大医院看看，她会立刻倒吸一口冷气，“嘶，浪费钱！”

目前，张娜的公司已经不招50岁以上的阿姨，张娜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过去她一天能做两单深度保洁，但如今身上的零件“老化”严重，连续工作五小时身体尚且吃不消。比起从前，她更容易受伤，可现在她既没有工伤保险，也没有意外保险，常因此遭雇主拒绝。

安徽省芜湖市消保委发布的侦查报告表明，7成雇主会优先选择工伤保险或其他保险保障的家政工。

有一次，派单群的组长转发了一条保洁阿姨从高楼摔下的新闻，提醒大家工作中要多注意。刘福香也趁机问过组长，为什么我们受伤了没有保险，可最终也没有得到谜底。

按理来说，保洁员的保险自然应该由家政公司来缴纳。然而大部分家政公司属于中介模式，管理松散。公司并没有和保洁员签订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帮助撮合雇主和保洁员服务，从中收取中介服务费，在购买工伤保险的权责义务上同样暧昧模糊，难以厘清。

一些正规的家政公司，会给家政工购买意外险，但商业保险有很大的局限性，家政服务人员很难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

陈丽云也曾想过自己购买工伤保险，可她的收入要负担这笔费用并不轻松。自己没什么订单的时候，在北京，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元收入，刨去日常开销，再花上千元买保险，恐怕要入不敷出。

陈丽云只是保洁员群体的缩影，《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报告》显示，保洁员平均收入为3804元，在主要蓝领群体中收入中最低，他们必须得把钱花在更紧迫的生存需求上，比如支出下个月的房租、购买米面粮油，给孩子交学费。

再者，因为近几年社保五险统征，工伤保险已无法单独缴纳，即便陈丽云打定主意，决定花上千元，为自己购买一份工作伤害保障，也无法如愿。

今年，陈丽云已经53岁，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除了常年性腰痛，最近晚上睡觉时，手臂还会发麻发胀。周围的同事告诉她，可能是脊椎有问题。她不敢耽误病情，赶紧去医院检查。坐在候诊区的时候，她看着那些刷医保卡的城里人，忽然有些难过。“只有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50多岁了，竟然一点保障都没有。”

骑着电动车，继续上路（图源：受访者）

为了舒缓自己内心的焦虑，她越发重视健康。刷抖音时，常常会看预防脑梗方面的知识。

和外卖员、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相比，保洁员群体有其特殊之处：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只有初中学历，受教育水平和认知限制，他们往往缺乏维权意识。

“村里男人出去送外卖受伤了平台给他们买保险，我们干保洁什么都没有。”陈丽云曾经对比过自己与村里其他外出务工者迥异的工作处境，送外卖受伤还有平台缴纳职伤险，但她并没想过自己也应该有这种待遇。

陈丽云在为某家政公司工作时，竟没有签署任何纸质合同，也没有任何盖章文件，而她之所以没有要求签署合同，是因为在她看来，“要求签合同是一种挑剔。”“你不是想找活干吗，那就得按人家的要求走。”为了生计，她选择了妥协。

由于家政服务人员与公司之间缺乏正式的劳动合同，主流的中介制用工模式存在显著的法律和保护缺陷，他们在工作中被遇伤害或权益受损时，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工伤保险等劳动保护。

陈丽云的同事们也同样如此，即便遭雇主家的狗咬伤，只要雇主帮忙支付打狂犬疫苗的费用，她们也不会再追究，如果在工作中遇到伤害，通常都会选择私了。赔多赔少，全看雇主良心。

显然，类似纠纷变多后，雇主的风险意识也不断增强。有一次陈丽云接了单上门擦玻璃的服务，在门口遭问到自己有没有交工伤险或意外险。陈丽云回答没有后，雇主不让她进门，说出事了赔不起。

保洁员的工作环境私密，他们往往个体分散，很少像外卖员、快递员一样，时常和公众接触，也缺乏网络发声渠道，社会也因此缺失了对保洁员的关注度，她们的职业保障问题很难遭看见。

2023年我国家政服务业已步入万亿级市场，企业数量超过100万家，从业人员约3800万人。

这其中的保洁员从业者，大多都是像陈丽云、刘福香、张娜这样的农村妈妈，她们从偏僻的村落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为了孩子们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家政工，让这些普通人得以更灵活地靠自己的双手，实现多劳多得。

只是当这些妈妈们努力托起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让他们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时，却选择把自己放在了几乎没有保障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