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主动投案后，他的高中同学微信群内竟是一片死寂。“大家肯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愿意谈。”刘士余的高中同学对记者说，虽然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士余，但他一直是全班同学的骄傲，“我是刘士余的同学”曾是大家跟外人聊天时的一个谈资。“那时说起他，总觉得脸上有光。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惋惜、伤心……”他边说边摇头。
记者在兴四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刘士余家的老宅子。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后方是村中的一条马路，右侧紧邻着一条小河，其余两侧则被麦田围住。小楼并不起眼，村中很多二层小楼都比这栋小楼气派。一旁的邻居悄悄告诉记者，这里住着刘士余的老母亲和大姐。村民回忆，早年间，刘士余的父亲还在世，刘士余经常将父母接到北京住，但这老两口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住上几天就回到村里。
“他老母亲8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猜应该是知道了儿子的事情，最近每天早晨都去卫生所输液。”一名忙于耕作的老大娘告诉记者，刘士余的姐姐是一名非常勤劳的农村妇女，不光种自家地，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几亩地，“每天天不亮，她就会去田里干活，从来没见她出来比我们晚过”。这位老大娘问过刘士余的大姐，有这么一个当大官的弟弟，为何还要种地呢？他的大姐回答，自己喜欢种地，而且也只会种地。朴实、低调、勤劳，是刘士余的家人留给兴四村村民的印象。
刘士余本人也会在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回到村里，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到田间走一走，用家乡话和村里人拉家常，“他跟我聊了不少次，一般都问我身体情况、家里收入、家人都在干什么，在我们面前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老大娘说。
这种亲近感随着刘士余的主动投案戛然而止了。家乡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刘士余家则关起大门来，几乎不和其他乡邻交流，大家也不太好主动询问，更不知道一旦遇到他老母亲和姐姐该说些什么才好。
亲历住房体制改革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不断创新、锐意改革的时期。已经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的刘士余，成为改革浪潮中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简历显示，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刘士余来到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在上海期间，刘士余参与并见证了上海正在推动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住房体制改革。当时，住房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曾在上海市主要媒体上全文公布，有80%的上海市民参与讨论。后来，他从上海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上海的经历让刘士余开始形成对住房改革的理论认识。1991年9月，刘士余在《财经研究》上发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一文。文中详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住房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演变，并分析了当时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六大对策：改革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投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培养与开放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
积累了上海和国家两段经济体制改革部门的经验后，刘士余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继续对住房金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994年6月，刘士余在《经济学家》上发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金融的发展》一文，在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建设银行总行房地产信贷部科研人员。这篇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量化出我国城镇住房惊人的福利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对比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住房政策及其演变走向，提出了具体建议：政府由直接参与住房建设和分配，转换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间接调控；将住房列入社会保障范围；建立可调控的住房金融体系。这些建议在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实践中，很多得到了实施。
据公开简历显示，刘士余在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18年的央行生涯。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一些金融学著作和教材，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法规释义》《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金融稳定监测与管理》《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这些经历，让他成为专家型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