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黄国平：应运而生的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现有金融支付体系的数字化水平，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也将深刻影响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普惠性发展。当下，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落地工作正加速推进。数字人民币（DC/EP）项目在设计理念和方案选择上与美国、欧洲等所谓纯CBDC标准和原则并不一致，其实质上是合成CBDC（syntheti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sCBDC）。立足中国国情和金融发展现状，兼容现有技术和管理体制，数字人民币系统在技术和运营设计上采用的是动态竞争和多方案的双层架构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处于第一层，第二层参与者目前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电信营运商（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互联网电商与支付平台（如蚂蚁金服、腾讯微信支付、京东、苏宁等）等BigTech型平台公司，实现相互协调，合作共赢。 

处于数字人民币第二层的参与者具有强大的金融科技水平， 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动力抓住数字人民币发展机会促进自身发展。这也是数字人民币在技术和运营上采用双层结构体系，动态演进的关键所在：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平台等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整合资源，促进创新，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开发和共同运行，提高数字人民币信任度；其次， 有助于分散和化解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各类风险，避免风险集中；再次，双层架构有助于避免金融脱媒可能对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现行金融和货币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实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与协调发展。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优势 

数字人民币应运而生，其发展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给方面因素，顺应金融监管改革的脚步，有力对冲私人货币无序发展；也是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促进和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支付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 

在需求方面，数字人民币（数字支付）诞生既是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也体现着数字经济在货币领域寻求突破的客观诉求。 

在供给方面，数字人民币是金融科技推动金融体系数字化转型和现金领域货币核算精准化的重要战略一环，也是货币形态从实物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化的必然趋势，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于数字人民币（DC/EP）项目动态竞争和多方案解决的双层技术运营架构之中。 

在金融监管方面，数字人民币零售端试点全面推广后将成为承载交易数据和信息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也将为监管部门提供消费金融、反洗钱监管等基础数据。同时，数字人民币发行有助于释缓私人数字货币市场无序发展的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由于数字人民币在设计上具有可控匿名性，各类非法金融行为都可以及时得到禁止或通过溯源方式找到金融违法源头，保障金融和经济体系稳定发展。数字人民币部分取代私人数字货币流通与交易，既缓解了数字经济环境下金融监管压力，又可以防范金融过度创新风险，防止过度投机行为。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支付方面，数字人民币既可以成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也可以为有关国家规避美国、欧洲等利用自身控制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实施无理监控和长臂管辖提供可能。随着数字货币（包括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以数字货币为核心的新型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或将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实力和主导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和机会。 

总之，数字人民币顺应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经济、金融结构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的客观需要，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在目前试点阶段可以看到，数字人民币发展在制度保障、场景落地和发展路径上具有显著优势。 

制度保障优势。与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代表全球私人资本利益根本不同，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系统代表的是公众和社会利益，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着手研发数字人民币，同时在数字人民币设计方案上果断决定，首先选择对社会和公众具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这有利于提高货币金融领域服务效率，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更好地促进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同时，央行以此加强自身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更好地实现金融稳定。数字人民币在坚持公共部门主导，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基础上，以人民币数字化为契机和抓手，积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