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这些文化大家离我们远去(4)

朱锐去世后，姐姐朱素梅发文回忆，他在老家安徽怀宁遭大人唤作“小三子”的孩童时代，就曾展现出超强的意志。有次，朱锐和几个同学去游泳，其中一个同学溺水了，他去救，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救，过去拖人家，结果反遭溺水的同学抱住，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他挣脱不得，两个人绞在一起，脖子遭掐出一道道血痕，好在两个人最后都安全归来。在姐姐的印象里，朱锐从小顽皮、爱撒野、精力旺盛，同时也天性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求知欲望。离开县城旧世界的“小三子”，已在长大后修炼成跻身哲学讲坛的老师朱锐。正如朱锐翻译的一首诗所言：“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消失” ——他将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诗人

1932年8月29日-2024年10月11日

痖弦回忆自己从童年就生活在一个韵文、歌谣的世界。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南阳县东庄，韵文、歌谣的传递者是不识字的人，比如奶奶和外婆。歌谣中有农村生活的知识，有谜语，有做好人做好事等等内涵。后来，痖弦把这些素材运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像《乞丐》里写的，“依旧是小调儿那个唱，莲花儿那个落。”

在痖弦的文学世界里，家乡如影随形：母亲和故乡是创作的泉源，这两者本身就是混起来的意象。“我觉得幸福的人是有充分的对母亲的记忆——母亲陪着他成长，从童年少年到青年，这是幸福的。有对故乡美好、全面的回忆，也是非常幸福的。我很庆幸，我保留了对母亲、故乡清晰的记忆，让我在八十多岁还能一闭眼睛就‘回到’故乡，听到鸟叫声，闻到麦田的清香。”

痖弦在1949年去到中国台湾地区后，曾长期担任台湾地区《联合报》副总编辑兼副刊主编。1954年，痖弦与诗人洛夫、张默共同创办杂志《创世纪》，他将之称为自己生命中“最崇高的精神殿堂”。中年后，痖弦的兴趣转向了诗论研究和新诗历史的爬梳整理。后面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副刊编辑上。年老的痖弦，感慨于以报刊书信为主时期的光景：“基本上我们创造的那个时代还是值得怀念的，因为那个时代非常尊敬文字。我们那时候通信，把信丢到邮筒里，忽然发现错了两个字，人就会觉得很不安，围着邮箱走三遍，恨不得用手插到邮筒里去，把信拿出来，把那两个字改掉，因为觉得很粗糙，很失礼，很不应该，但现在没有这个了。”

美籍华裔作家，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创立人

1925年1月11日-2024年10月21日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熟悉聂华苓的作家李锐补充说，后面应该再加上“果实在全世界”。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彼时世界处于冷战期，“1968年，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却遭当局逮捕了，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接到我们的邀请，苏联坦克车冲进布拉格，哈维尔流亡地下了。”聂华苓希望“让无法出来的作家出来”，她邀请许多曾受铁幕限制的作家来到爱荷华，开启他们的创作。1979年，一些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中国作家汪曾祺、柏杨、莫言、王安忆等，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

青少年时代的聂华苓在长江、嘉陵江畔长大，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读。1949年，她前往中国台湾地区，从此便在胡适负责发行的《自由中国》担任编辑。当时的台湾地区文坛盛行“八股文”，创新的文字难以发表，《自由中国》文艺版却独树一帜。聂华苓在十余年间编辑了300多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追求真实与美感，拒绝口号式写作，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风貌。她在《自由中国》工作到1960年杂志停刊，彼时正值中国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时期，主编雷震因杂志上刊载的文章遭捕。同年9月4日，军警闯进聂华苓家，抓走了住在隔壁的编辑傅正。聂华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当时女儿蓝蓝正在弹钢琴，在隔壁的冲突声里，她让女儿继续弹下去。“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加拿大籍华裔】

1924年7月2日-202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