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这些文化大家离我们远去(12)

詹明信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关注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他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断，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表征：“‘主体之死’导致了它的历史感的苍白，时空的失衡导致了‘歇斯底里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导致了一种无深度性。”在他看来，后现代时代被受的历史性危机在于：“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美国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报纸上呈现的跨国主义经济社会的、高楼林立的、通货膨胀持续、经济发展停滞城市的生活体验之间，似乎不再存在任何有机联系。”

1985年詹明信第一次到中国讲学，1987年讲稿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名出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为萨特痴迷，直到这时才开始认真接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成为他们接触这些理论的基石。正是通过詹明信的著作，许多中国学者才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进而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之旅。

美国文学评论家

1936年12月27日-2024年11月10日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的开篇，桑德拉·吉尔伯特与合作者苏珊·古芭写道：“假如说笔是阴茎的隐喻的话，那么，女性将用什么器官来创造文本呢？”这本书遭视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里程碑式著作，吉尔伯特和古芭在书中挖掘了长期以来主导文学界的男子气概，他们总是将女性塑造成病态的圣人或精神紊乱的泼妇，并突破性地揭示了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19世纪女性作家如何通过展现疯狂与反叛的形象表达对文学父权制压迫的拒绝，以获得文学自主权。两人此后合著多部作品，包括针对20世纪女性作品的三卷本研究《无人地带》，并于2012年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终身成就奖。古芭曾说：“桑德拉为我们的合作注入了诗意。无论是作为评论家、诗人、教师还是女性主义者，她都从未展现出任何说教姿态。相反，她通过抒情文体和一种对文学的本能反应，清楚表达了她那一代人的恐惧和希望。”

日本诗人

1931年12月15日-2024年11月13日

谷川俊太郎自17岁时初涉诗歌创作，21岁以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闻名日本诗坛，在同名诗歌中，他写道：“我是上了年纪的少年/是尚未出生的老人/无所不知的太阳/从几亿年前就默默地为我发光。”谷川遭誉为日本“国民诗人”，他的诗作有着浓郁的口语化和平易近人的特征，曾广泛入选日本中小学以至大学的教材。他说，能让更多的读者读懂他的诗，是他从事写作以来就一直想要做到的。谷川尤为重视诗的“物语性”，他认为小说是在某一时间框架内捕捉事件，而诗歌穿透生活，揭示经验的横切面，“我的诗歌中的故事性并不输于小说——小说家的书通常都比诗人卖得更好。” 

在此前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谷川说，中国古代作品中离他比较近的是李贺，因为李贺对待世界的态度跟他相似，都是面对着宇宙-人间“双面世界”写作的。对于中国现代诗，谷川说离他比较近的是于坚，在于坚之前，诗人北岛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态度对他曾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谷川说过，他认为诗歌是从天而降的灵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诗是从地里涌出来的。他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年迈时又回到了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问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啊？这是秘密。问我怎么看待爱？爱也是秘密。”当谷川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如是说，“我到现在，就像吃饭一样，已经饱尝了自由。当然这也代表着，我的欲望在减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欲望。年纪大了，就没有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