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舸：如何全面看待中国面对的人口挑战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前，人口话题不时受到关注，“出生人口再刷新低”“人口即将负增长”“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观点被热传，“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十年新低”更是冲上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榜。在这之后，“2020年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这则官方消息的发布，对似乎弥漫全民的人口焦虑起到了一定的缓释作用，但似乎仍无法扭转全民人口焦虑之势。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变化及相关问题？除了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哪些关注点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从更长的视野来观察，中国该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从人类近200年的工业文明史来看是如此。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发起，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870年代开始放缓，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也几乎完全遵循工业文明传播的轨迹。1909年，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利用西欧的人口数据描述了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律，并奠定了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雏形。其中的重要观点就是，受经济因素的驱动，为了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有意识限制生育。当前，工业文明的足迹遍布全球，受影响的国家无一例外均开始了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按照国民收入水平划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67、2.35和4.52。

　　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避孕节育技术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转了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为非经济理性的事情。人口的再生产由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的精致型转变，最终使得人们自主限制家庭规模来实现家庭成员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女性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迅速提高，伴随社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家庭对于子女数量的理性选择。

　　因此，全世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正面临生育率下降的风险，中国也无法避免。人们寄希望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来提振社会生育意愿，遗憾的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及预期。一是，政策效果可持续性存疑，不少研究表明，生育补贴、儿童津贴等经济奖励措施缩短了生育间隔，但并未改变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二是，慷慨的家庭福利政策虽然曾被认为对维持稳定生育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公共财政背上了沉重负担，高福利政策不断被诟病。

　　中国该如何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或是更恰当选择。一方面，中国应尽快优化生育政策，让自主生育权回归家庭和个体，加快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塑造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尽力支持有生育需求的家庭达成生育目标；另一方面，加大家庭支持力度，在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各级公共财政的支付能力，量力而行，毕竟依赖公共财政的诸多民生领域仍需增加支出。

　　谨慎地看，“少子化”和“老龄化”或是中国人口无法避免的趋势，唯有坚持国家创新战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才能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人口的老龄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红利”的来源由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素质，由此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取劳动投入的下降，依靠科技创新来阻止产业竞争力可能的被削弱。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首先要增强人力资本。人口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的改善也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0年中国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排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前列。而且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超过一半的新增劳动力具有高等教育学历。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需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将是中国新发展阶段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更要建立创新型的产业结构。“十二五”时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环境和要素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已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转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实现人才、产业、科技协同发展，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决胜武器”。

　　（作者：杨舸，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