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紧张,摩托罗拉集团总裁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却准备不走寻常路,决定冒险访问中国。
飞机降落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首都国际机场,在穿过了无数由测温计、白口罩和铁栏杆组成的防线后,扎菲罗夫斯基抵达了东道主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他在这里代表摩托罗拉向中国捐赠了价值1180万人民币的设备物资,并对发改委主任马凯说: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难。无独有偶,在他抵达北京20天后,高盛集团CEO亨利·保尔森的专机也降落首都机场,《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称赞“患难之中见英雄”。这些长期耕耘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高管们心里清楚,“患难之交”的身份在东方的文化和生意里,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这笔无形资产是扎菲罗夫斯基急需的,在他访华的同时,一场秘密谈判正在南方的深圳进行。
谈判的对象,是日后横扫全球的华为。到扎菲罗夫斯基访华的2003年5月,两家公司的谈判已经进行了接近一年。二者彼时体量悬殊,摩托罗拉2002年收入高达267亿美金,华为勉强超过100亿人民币。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互补性又很强:摩托罗拉电信部门的短板是核心网,这正是华为的强项。
扎菲罗夫斯基很清楚华为的价值,因此极力推动此事。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他旋即飞往深圳,督促项目组继续谈判。又经过了6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收购条款才最终敲定:摩托罗拉出资75亿美金收购华为100%股权,华为的6个业务部门3个独立发展,3个合并吸收进摩托罗拉[1]。
2003年12月底,扎菲罗夫斯基再次回到中国,入驻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这座刚开业不久的五星级度假村,被谈判双方包下了一半房间。后来任正非回忆道[2]:“……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等待批准。”
一张内部照片被拍了下来,运动员身材的扎菲罗夫斯基和一脸轻松的任正非在沙滩上散步,直到谈判的15年后,这张照片才公布与众。
海南亚龙湾,2003年12月,图片来源: FT
扎菲罗夫斯基对此胸有成竹。事实上,摩托罗拉CEO小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由于跟董事会严重分歧,在2003年9月被迫退休,留任岗位直到董事会决定继任人选。出身通用电气的扎菲罗夫斯基业绩突出作风强悍,被小高尔文连续火箭提拔,在公司内部呼声极高,是接任CEO的完美人选。
天雷滚滚的是,2004年1月5日,摩托罗拉董事会突然公布了人事任命,银湖资本(Silver Lake)董事总经理爱德华·詹德出任CEO,扎菲罗夫斯基被判出局。詹德既不了解华为,也不重视中国,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收购,正在等待消息的华为和任正非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历史的必然往往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在那个星期,两家公司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扎菲罗夫斯基心灰意冷,更是跟新领导水火不容,这是个“空降老大”和“强势老二”之间的经典博弈,但拥有董事会支持的詹德逐渐占了上风。知道大势已去的扎菲罗夫斯基选择离职,加入了另一家科技巨头担任CEO,这家公司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科技公司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
并购华为的交易无疾而终,但无论是执掌摩托罗拉的爱德华·詹德,还是执掌北电的扎菲罗夫斯基,他们跟华为的纠缠和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01. 余晖:首席执行官的6辆跑车
扎菲罗夫斯基的新东家北电网络血统高贵,其诞生可以追溯到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
贝尔早年跟父母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里,1876年他在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后,很快就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并在加拿大设立分公司来制造电话机。后来这家分公司的机械制造部门于1895年逐渐独立,并于1914年成立了北电网络的前身“北方电子”。
Northern Electric成立仪式,加拿大,1914年
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是加拿大“国宝级”科技公司,其在二战时为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用电话、微波雷达和无线电设备,战功彪炳。后面几经重组,公司在1995年100周岁生日时更名北电(Nortel),并迎来了其诞生以来最强势的CEO:John Roth(中文名罗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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