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断崖式下降，义乌小商品市场会被电商取代吗？(2)

　　张玉虎更看好的是外贸向内贸的转型，即“重拾内贸份额”。他说，商城里的商家们很久以来已习惯了接单、出货、收款这样相对轻松的外贸交易形式，不大愿意做内贸，因为内贸需要备现货，还涉及退换货的问题。陈铁军也指出，备现货就需要垫付资金。做内销还需要去开拓商超、电商等渠道，且日用消费品在国内并非是空白的蓝海市场，竞争会比较激烈。

　　为挖掘国内市场，今年3月起，义乌市政府和商城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派出20个招商组招引国内采购商，在全国重点城市和二级市场还推出“市场万里行”活动，举办对接会和新品发布会等。

　　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司是国际商贸城内一家雨伞产销企业，过去，产品主要销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因为疫情，今年开始扩展国内市场。公司董事长张吉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外贸和内销产品的要求完全不同。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客户，喜欢的产品底色是偏深色系的，如果有花形图案，则青睐鲜亮奔放的图案，但国内客户对此很难接受，更喜欢小清新、简约一点的设计。

　　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来，疫情将导致未来外需在一定时间内持续性衰退，因此义乌市场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上，做到国际国内两市场兼顾。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赵春兰的一次调研中，她了解到很多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接国内订单，还在于国内的市场价格难以使生产企业获得应有利润。比如说，一顶帽子的生产成本可能40~50元，在国外卖到一两百元，但因为国内不少人没有戴帽子的习惯，品牌商给到生产商的生产加工价格只有10元到20元，国内不少消费者不愿为帽子付出较高的消费。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宗胜认为，在转内需的一段时间内，义乌小商品依然要保持低价的优势。随着产品质量和国内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小商品的价值才能有进一步的彰显。

　　试水电商与直播的坎坷路

　　2014年，陈爱玲发现，店铺生意不如以前好了，年交易额由巅峰期的1000万元降至800万元。她将生意滑坡的原因归结于电商的冲击。由于自觉年纪大了，她一直没有开网店，“网络时代使市场变得更加透明，90后的年轻人可以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直接和采购商对接，再找工厂代工或者自己加工，一些量不大的采购也可以在电商平台解决，线下价格优势也不明显，导致了一部分分流”。

　　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樊文武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整个义乌市的电商起步并不算晚，该市跨境电商的发展在国内也处于第一方阵，仅次于深圳。但问题在于，义乌市从事电子商务的群体和小商品市场的从业主体重合度并不高，“电商从业主体还是更多在小商品市场外”。

　　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贾少华的观察中，大约2009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国际商贸城里的商户开始有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到2013年后变得更加强烈，一些商户开始尝试线上、线下同时运营。商品采购交易由“用腿搜索”的时代转向“用手搜索”的时代。

　　2014年左右，商城里的一家旗帜店老板李晓丽顺着发展潮流尝试起跨境电商，现在她的外贸生意中，有40%左右来自线上。但她也仍难以避免电商的影响。15年前，她一个摊位的租金高达90万元/年。但在去年，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线下客流减少等原因，她不得不将自己两个摊位中的一个卖掉，而店铺租金已经下降了一半，只有45万元。

　　面对电商浪潮，2012年，商城集团也推出了义乌购网站。但不少商户和业内人士分析称，义乌购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商铺展示平台，并不承担交易功能，大部分采购商还是会选择到线下店铺完成交易。义商智库执行院长周淮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义乌购网站看上去更像是商城集团的一个公司主页，这限制了其商业版图，实用性不强。

　　商城商户进驻到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人数也不多。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经理张金银说，自公司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国际站累计吸纳的义乌客户有7000~8000家，但据估计，进驻国际站的商贸城用户大约只占20%。

　　种种原因之下，商贸城的“上网”之路并不顺畅，这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据义乌市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6年，国际商贸城的交易额由456.06亿元升至1105.0亿元，但交易额占义乌全市交易额的比重，却由43%下降至35%，这意味着在电商的去中心化作用下，商贸城集聚全市资源的能力在减弱，吸引力在减小。从2014年到2018年，国际商贸城的市场交易额虽逐年增加，但增幅也在逐年下降，由2014年的25.5%降至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