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名家朱景文教授谈人生和学术之路(2)

在法学研究的圈子里有人激进，有人保守，我想我是属于中和的。这和我的经历有关，一方面老一代的马列观点影响着我，后来出国留学的经历培养了我的国际眼光，我汲取了一些经验。法学界的一些观点在一定形势下很符合当时的主流观点，但我对这种观点的看法一般不急于表态，可能这些观点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无限夸大地认为它们是绝对真理，则过犹不及。比如法理学中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人治与法治、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法律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争论，我都持一种中间的立场。包括对法学界几乎一致推崇的法治观念的认识上，古今中外的法学家都把法治看作是优越于人治，具有自治性、自身目的性、普遍性、中性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在我们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以来，更是强调法治的这些优点。但是，必须看到法治中实际存在的许多悖论，包括自治性和非自治性，目的性和工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性和偏私。不能只强调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不能太绝对。理论问题原本是什么就该是什么，不必迎合某种观点。学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眼球，造成轰动效应，正确的学术态度不该如此。

法学研究有各种方法，包括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和规范分析的方法等，由于研究方向不同，学者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问题，也可以在研究同一问题时运用不同的方法。就我的研究兴趣而言，我比较推崇的方法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也就是说，把任何理论结论建立在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这是我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心得之一。提出观点不能拍脑瓜，推理应有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一分材料一分话，十分材料十分话，没有材料别说话。但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恰恰不是这样，从主观想象出发，一分材料十分话，没有材料也说话。完全凭个人喜好作推断。如果理论观点有事实根据的支撑，就能引起重视，经过思辨真正地进入科学轨道，法理学的发展、很多事物的发展都应立足于事实材料而不是主观臆断。

从教、从研的基本要求恰恰在于坐得住冷板凳。由此我想起了研究比较法的潘汉典老师，上世纪80年代在社科院法学所，每个人都知道他最爱去图书馆。他常年泡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以书为伍，这是学者本分。“一二·九”运动中蒋南翔曾说过：“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针对抗日救亡而言的。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不为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创造一张“平静的书桌”呢？有人片面地理解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不唯书不是不看书。尤其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不看书怎么行！如果我们这一代这样的话会给中青年学子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生的眼中，自己的导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也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