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名家朱景文教授谈人生和学术之路

朱景文，男，汉族，194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籍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律与全球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

□ 文字整理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提供）

我是老三届中的幸运者

兴许是由于我到农村以后从来没放弃读书，阅读的兴趣也始终在人文社科，理论兴趣浓厚，再加上四中一直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为自己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父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也是在1979年得到平反。他是我国现代钢铁和煤炭工业的开创者，30年代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石景山钢铁厂的厂长，资源委员会矿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一级工程师。如果他的问题得不到平反，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学、考研究生，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农村生活了10年，当时已经30岁了，不能不考虑自己今后的前途。农村和工厂的经历加深了我对基层的理解，形成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认识，有了对中国社会的亲历性感受。我觉得我是老三届中的幸运者，像一些人后来说的，赶上了末班车。在老三届中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很少，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他们都经历过，但是10年文革把他们受教育的最佳年龄给耽搁了，许多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回城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工作和生活上的艰辛，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因此，在谈到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受到高等教育的老三届的感受的时候，“珍惜”两个字是最恰当不过的。

人大求学遇到名师

我们第一届研究生有7个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包括我的导师孙国华教授，讲法学基础理论，高铭暄教授讲刑法总则、王作富教授讲刑法分则、许崇德教授讲宪法、佟柔教授讲民法、张晋藩教授讲中国法制史，都是人大乃至全国最有名望的教授。那时他们年富力强，尽心尽力地教导我们，而我们也很珍视这个机会，学习如饥似渴。从我父亲的经历中，我很能体会当年他们那种敬业精神，毕竟已经10年没有上讲台了，学业几近生疏，他们是拿出10年的积蓄，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给我们。

孙国华老师知识功底很深厚，他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朝阳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的第一届研究生，由苏联专家培养的，对马列、苏联的理论都很熟悉。孙老师这一代人改革开放后都成为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1982年司法部出版的第一部统编教材《法学基础理论》的主编就是孙老师。1986年孙老师是法学界第一位被请到中南海讲授法制课的教授。因此，融易资讯网（www.ironge.com.cn），完全可以说孙老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奠基人，我们这一代是在孙老师这一代人直接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正是他们给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我们这代人大多有到西方留学的机会，眼光相对比较宽广。所以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在美国留学时的两位老师，一位是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他在美国比较法学界以研究非西方法而著称，1987年至1988年我作为中美法学教育交流项目（CLEEC）的访问学者到他那里去学习；另一位是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考利，是美国法社会学的权威，威斯康星学派的领军人物，1997年至1998年作为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的高级访问学者，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法社会学。我觉得在国外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不是就中国研究中国，而是把中国问题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研究。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己的缺陷，与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相比，他们有很好的知识结构，从小学到研究生没有中断，而我们这一代，无论是老大学生、工农兵学员、大学本科生还是老三届，在知识结构上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空缺。但我们还是有自信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人的阅历和悟性。

走上高校法学研究之路

当时所有人都想留校，最终我们7名研究生中有2人留校。毕业后从政的比较多，经商的也不少，但我们那时第一选择是想留校做教学科研，这是最理想的就业渠道。从个人角度来看，当时学校的教员明显短缺，我认为自己是比较适合做老师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在学术界的基本之道还是靠学术说话，凭本事吃饭。我可以畅快地跟学生交流，与学生的相处也比较坦诚，是一种纯粹的求知与传授关系，不必考虑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