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膨胀”了“馆奴”樊建川的心

    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馆，就该在中国产生。能干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能干，是应运而生，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把这件事办成了

    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作为“大馆奴”，我大胆设想，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不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兵

    樊建川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馆奴”。

    我出生于1957年。1967年我10岁，已经懂事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说：“樊建川，你好好成长，努力干，你这辈子有可能建一个博物馆。”我一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又过了10年，1977年我20岁。如果有人跟我说：“樊建川，你好好干，也许在有生之年能建一个博物馆。”我仍然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30岁的时候，就到了1987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如果有人告诉我：“樊建川，你努力干，你不是喜欢收藏吗？这辈子有可能建个博物馆。”我还是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1997年我40岁，如果有人说：“樊建川，你收藏这么多东西，建博物馆有可能了，建一个吧。”我动心了。1999年，我向政府申请，创办建川博物馆。

    为什么在我10岁、20岁、30岁时，如果有人跟我说建博物馆，我会觉得是在骗我、安慰我、讽刺我、打击我、笑话我？为什么40岁时突然觉得可以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窗口”。果然到42岁，1999年9月9日，我拿到了建川博物馆的批文。

    想建博物馆的地产商

    我一直很醉心收藏，感觉是为收藏而生的一个人。我6岁时把幼儿园成绩单收藏起来，觉得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这个想法。我从小学到初高中的证书、照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写的日记，都保存了。后来开始收藏传单、小报，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

    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但建博物馆，选择馆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的第一个想法，大多数人想都想不到，就是在售楼部建一个博物馆，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不多了。

    然而我静下心来，突然有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想法，一次性建30个馆，而且要500亩地。晚上想到这个事，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一下就坐起来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很多朋友，他们全都笑话我：“樊建川你怎么可能建30个馆，你把售楼部改一个馆就可以了嘛。”

    现在想起来，幸好没有只建一个馆。

    2000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博物馆，花了20万元租展厅，办了个免费的抗战临展。没有讲解员，我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调派人手，搞现场接待。尽管这样，这个展览仍然大获成功，看的人特别多，留言鼓励也很多。

    我记得很多老八路、老川军在展厅里看哭了，拄着拐杖痛哭流涕，久久不愿离去。一位川军老兵，开展一个月内，至少来了4次，看得热泪盈眶。还有人当场给我们捐文物，其中一位老人叫李幼霞，让家人抬来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成都的弹痕。她告诉我，那一次“成都大轰炸”，她家死了3个人，最惨的是她14岁的小姐姐，一条腿被炸没了。父亲赶紧把女儿送医院，到医院一看哀鸿遍野。排队等手术时，小姐姐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她爸爸哭着说：“我女儿才十几岁，她不是还要投胎吗，肢体残缺怎么投胎？”医生就说，房间里有很多截下来的腿，选一个白一点的、年轻姑娘的腿给她缝上去吧。她爸真找了一条腿，把它洗干净缝了上去。

    这样的文物捐给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说拿过来还有运费呢，就给了老人200元钱。后来老人又来了，说：“樊馆长，我糊涂啊！这个梳妆台背后是我家3条人命，怎么能收你的钱。”说完就把200元钱退给我了，还把这件文物背后的来龙去脉写了几页文字给我。这次展览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

    四川省博物馆的人说，你这些抗战文物比省博的还好。我很高兴，但是放在全国，我还是没信心。

    没想到开展时，来了一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他说：“你这文物很精彩，很有特色，我们军博也没这么多抗战文物。到北京来展出吧。”他回京后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了。2001年，我带了400多件文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