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抑郁症筛查落地为何仍困难重重？(2)

青少年所处的年龄阶段，也让青少年的抑郁症问题具有不可忽略的特殊性。盛梦露是一位抑郁焦虑障碍康复者，作为“绿汀小屋”的联合创始人，她与她的团队从2021年开始为14至20岁因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心理困境休学的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目前已服务约80个休学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青春期是各类精神疾病高发的年龄段，这与青春期的特征有关。一方面，从生理上来讲，他们的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究竟表现为相较于‘理性脑’，他们的‘情绪脑’已经发育地比较完善。也就是说，青少年可以感知到强烈的情绪波动和变化，而他们的情绪处理能力有时不足以消化这些情绪。”

盛梦露向界面新闻介绍说，另一方面，青少年也正处于社会化的阶段。伴随自我认知的逐步形成，他们需要学习和人打交道、落实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与价值，并想象自己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面临很多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挑战。”

从社会层面来讲，心理问题的隐蔽性叠加青少年的特殊年龄阶段，让抑郁症青少年群体处于显著的困境之中。比如，像张声的经历一样，他们很难遭直接对症治疗。评判抑郁症的其中一项标准是“社会功能受损”，对于学生来讲的“社会功能受损”，往往反映在学校环境之中。刘爱民介绍，他接触的案例中，抑郁症青少年常见的一些症状是厌学、手机成瘾、（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造成的）黑白颠倒等。

不过，这些症状很难直接将这些青少年引向相关科室，像张声一样，他们往往都是辗转医院的各个科室之后，才最终找到其心理根源。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的选择与资源有限，青少年的就医状况往往受限于自身的家庭环境。“有些时候，父母的病耻感比孩子还要严重。”张声说。

2018年3月16日，广州，在中山三院确诊抑郁症后，Karlie开始遵照医生的指引服药，这是当时一天的药量。药物能够有效控制抑郁症，但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18岁的Karlie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回忆起发病的状态，她说：“我会对高度失去感觉，甚至有纵身跳下的冲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筛查落地为何仍存困难？

石艾黎介绍说，在中国，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收集和常规监测工作仍远不能满足需要。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儿童或其父母的自我报告，而不是由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诊断评估。

有抑郁倾向的青少年并非不愿意求助，他们有些选择像张声一样主动求医，还有些会在网络上查阅资料或匿名求助。2021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中，高中生检出率为40%，初中生为30%，小学生仅10%。另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青少年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只有12.3%。

在此背景之下，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的筛查渐渐受到重视。刘爱民介绍说，一方面，及早干预可以缩短患者痛苦的时间。另一方面，提早干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抑郁症患者的状况可能存在断崖式下滑，从而在短时间内产生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后果。

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2021年，教育部对《关于进一步确定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不过，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的普及和落地仍面临许多困难。从心理咨询从业者的角度，刘爱民认为，若想将青少年抑郁症的筛查纳入体检，筛查的实施主体很重要，其权威性将直接决定确诊后的配套环节能否做到足够完善。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同时，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这意味着，确诊之后的治疗、用药，以及对于是否康复的判断等环节，都只有权威机构才能提供，并合法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