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美联储主要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利率，欧洲央行等则主要使用利率走廊机制。中央银行借助利率走廊，不再需要进行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只需对利率走廊的上限、下限进行调整，就可以将市场利率引导至政策目标利率附近。利率区间的设置使中央银行能够不受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制约对利率进行调控，还能降低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利率走廊关于目标区间的设定，将传统上对政策目标的“点”调控，变为“区间”调控，这种调控模式拥有以下优势：一是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当局的信任；二是为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更多弹性，使利率目标能够与其他政策目标得到更好的协调。同样能够为货币政策提供较多弹性的还有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受约束的相机抉择”的特点：“受约束”是指中央银行需要对调控通胀与维持通胀预期保持承诺；“相机抉择”是指将维持一定的通胀率设置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前提下，中央银行可以自由选用各种政策工具或者工具组合，可以自由选用任意的中介目标，甚至是放弃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使中央银行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责任，能够改善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该书作者认为，构建利率走廊机制是我国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的理想选择，利率走廊的告示效应能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能力。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是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的一种现实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追求长期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框架，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M2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关联度已减弱，2007年正式运行的Shibor指标与2010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着手编制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仍需持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并不需要过于关注对中介目标的选择，对其进行模糊化的处理，使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并存并用，是比较务实的选择。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用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具体说，为了使实体经济发展有更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结构性调整的低迷时期，这就要求货币政策除了具备总量调控、维持价格稳定的功能外，还能够进行结构性管理。不同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于金融危机后采用的“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较为频繁的“精准滴灌”方式。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对农业银行和中小银行实施了多次定向降准政策，这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主要对象是“三农”贷款与小微企业贷款，兼顾了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调整，将中央银行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引导至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非常有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危机后创新设立了SLF、MLF、PSL等政策工具，致力于将流动性引导至特定部门或者特定行业，也被赋予调整经济结构的功能。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在保持总量适度基础上对信贷结构进行了优化，对于调节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及调整产业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会放大经济波动，使金融体系产生脱离实体经济进行自我扩张的能力，一旦这种自我扩张行为脱离控制，其带来的跨市场风险传染将会对经济与金融稳定造成猛烈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近年来迅速深入人心，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使宏观审慎政策成为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平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模式，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模式，宏观审慎政策缺位，经济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逐步积累。这种现状现在正发生改变，中国人民银行于金融危机之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成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着手建设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问题给予足够重视，未来还将持续创设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维持金融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实践来看，其将利率走廊机制与流动性管理策略结合起来使用的方式，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影响信贷和利率，能够被用来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这或可成为能被我们采用的可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