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及中介目标进行了非常多的创新运用，例如，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学界和业界引起广泛讨论。当公众认为经济开始复苏，美联储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之时，欧洲央行推出的负利率政策又在学界激起浪花。不仅如此，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还对利率走廊机制进行了创新、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应用，这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超出了经典货币理论的范畴，让公众感到无所适从。
无论逆全球化现象如何甚嚣尘上，当今世界已然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实践不仅会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还会引起或正面或负面的外部效应，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说，流动性的供给渠道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改变，推出了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关于货币政策的创新名词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人们不禁要问：中央银行到底在做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该如何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杨春蕾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尝试解读上述货币政策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货币政策创新并未超出传统理论分析框架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在短期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况下，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面临失效。新凯恩斯主义指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水平是由长期利率决定的，这意味着在短期利率位于零利率下限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控公众对短期利率的预期来调控长期利率，对产出和通胀率施加影响。换句话说，相较于短期利率而言，中长期利率与资产价格以及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为相关，因此，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影响和决定中长期利率，便能够突破零利率下限的束缚。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的短期利率降低至零时，中央银行并未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的方式，即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改变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不但适用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美国，也适用于同样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日本及欧元区。
由于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后实施了更为宽松的“负利率”政策。负利率政策被认为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加强版，颠覆了公众对传统货币理论的认知。而事实上，早在2000年，马文·古德弗伦德（Marvin Goodfriend）便提出，零利率下限约束下，通过对存款准备金进行征税使名义利率为负，能够对经济起到提振作用。实践中，实施负利率的中央银行不再对金融机构存放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而是向其收取一定费用，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便利实施名义负利率，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成为基准利率的下限。负利率政策客观上降低了中央银行的持币成本，通过鼓励商业银行对外贷款或投资的方式，迫使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刺激实体经济发展。事实证明，零利率不再是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的技术下限，负利率成为可供中央银行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该书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为应对零利率下限而实施的量化宽松与负利率政策，是因传统政策工具无法发挥作用而做出的非传统的尝试，并未脱离传统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当短期利率降低为零时，中央银行仍然拥有可操作的空间。量化宽松政策是对传统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的创新运用，旨在放弃对短期利率的调控，通过直接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来刺激经济增长。负利率政策则是对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使中央银行能够不受资产购买规模的限制，进一步压低短期利率，进而拉低整条收益率曲线，继而压低中长期利率。我国的市场利率运行情况良好，并不需要使用这种非传统的政策工具，但是对于存款准备金政策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我国来说，增加了政策工具创新的思路。当然，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是单一工具的运用，通常是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货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取决于中央银行能否对未来政策行为给予可靠的承诺。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
有更多形式
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与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的情形相像。对欧元区等经济体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创新运用进行研究，将为我们带来更多借鉴意义。世界上多数经济体并不拥有美国那样高度成熟且发达的金融市场，尚未形成拥有足够深度与广度的债券市场。因此，大多数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在进行债券买卖时，将受到可交易标的物品种不够丰富、交易规模不够庞大等多因素制约，公开市场操作及其衍生出来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影响。即便如此，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中介目标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