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电商巨头入局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它们主要面向一二线城市发力，近年则纷纷拓展下沉市场；而支付、物流、供应链的逐渐成熟和标准化，大大降低了搭建一个规范供应体系的成本，原先只有大公司才能做的事，如今中小公司也可以做。
地处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的梦想小镇，是一个正式启动于2014年9月的青年创业基地。初创会员制社交电商“袋鼠兜兜”2018年11月创立于此。创始人樊欣是位阿里老兵，后来曾任微盟COO兼微商事业部总经理。
对于云集模式的平台，外界已有各种声音，而且对于樊欣来说，他实在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即便如此，他仍非常看好这一方向，认为自己大有可为。
“行业的草原那么大，云集已经是头很大的牛了，但他只在那边吃一小块草，我们在这边，也许未来都很难碰到一起。”樊欣对《中国企业家》如是说。
有此想法的，绝非樊欣一人。
据《中国企业家》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5月，就有驼小铃、桃库存、麦店等多家类似的新兴平台孵化上线。至于楚楚推、爱库存、达令家、蜜芽plus、网易推手、云品仓等平台则早已入场。
5月下旬，阿里悄然上线的淘小铺，引发行业较大关注。
淘小铺采用了类似云集的S2B2C模式，但分销层级被控制在一级。虽模式不尽相同，但肖尚略却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获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发出了一条朋友圈动态：“来了一位真正有实力的陪练，到齐了，欢迎携手同行。”
入局企业不断增多，相应法律风险是否因此淡化，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呢？《中国企业家》在采访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2017年接受处罚前后，云集对涉嫌三级分销的模式进行了整改，从形式上避开了监管红线。它的做法是，用云币代替邀请付费会员的返现，并增设了所谓第三方服务商模块，将面向店主的销售提成，转变为平台对外包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虽然肖尚略本人，以及张良伦、李潇均认为，已通过上市考验的云集，在模式上已经很安全，但细究可知，该第三方服务商仍多有疑点。
夏娜坐标山西太原，是一位贝店店主。据夏娜介绍，依据贝店规则，用户购买398元“礼包”即可成为店主，贝店目前共有V1~V3三个店主等级，每邀请1位分店主，店主就能获得100贝币的培训费，培训费可抵扣等价现金使用，升成V3店主后，可额外获得旗下分店主20%的收益。
环球捕手砍掉了会员费这一硬性要求，代之以用户累计消费300元以上，即可享受会员福利，同时分销层级控制在两级，一些无节制秀收入的服务商被封了账号。
“我们做的是对上下游和消费者有利的事，不是投机取巧、伤天害理的事。”李潇称，“涉传”指控是因为法律滞后，这个问题迟早会解决，目前从每日一淘，到小红书的小红点，裂变分销已成行业标配。
尽管如此，大量同类模式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已投资此类公司的投资人，对媒体有关“社交裂变+分销”模式的采访，仍异常警惕。
《中国企业家》先后联系多家相关投资机构，其中包括IDG资本、高榕资本、创新工场、顺为资本等，这些机构及其主导对应项目的投资人，绝大多数先后以各种方式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但资本的加码仍在持续。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启明对互联网平台合规问题有着深入研究。张启明认为，以云集、贝店、环球捕手为例，它们的模式在经由调整之后，确实难于定性；此外，《禁止传销条例》是2005年通过并施行的，距今已很遥远，对于互联网新业务模式的判定，早前立法也不见得成熟，还需要在实践中再发展。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游云庭表示，对层级合法的社交裂变行为，政府不予干涉，微信的某些封禁动作，事实上是为了净化腾讯内部生态，并非执法属性；但对于多层级返利，国家必然会监管，“所以分销的核心是层级”。
游云庭称，云集上市后，一些小企业看到政府没有进行阻拦，觉得相关政策是不是有了松动，便开始浑水摸鱼，做一些类似传销的活动，进行高利润多层级的分享。在他看来，若云集上市后，合规问题还不解决的话，公司后续经营会有更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