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花清瘟治疗新冠的理论依据与科研证据

瘟疫是中医对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统称。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称之为“五疫”。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总结其发病原因为感受天地间别有的一种异气,又称为疠气、杂气、戾气。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历代医家一致认为这一类疾病具有传染性强、发病急、传变快、病状表现相似、危重死亡多发的致病特点。

　　

    

　　

《吴又可先生瘟疫方论》

　　

用通治方治疗瘟疫的理论依据

　　

中医诊疗始于“辨病”,成书于西汉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体现“辨病论治”思想的医方书。《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辨证体系,也是中医学“辨病论治”理论之起源。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与杂病诊疗模式,奠定了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医学之“辨证论治”特点表现为以病为纲,以证为目。当西风东渐,汇通派医家开创中西医结合诊疗思路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中医临床应用西医疾病诊断结合中医辨证分型治疗的病证结合模式逐渐形成。此种诊疗模式貌似兼取中西医学之所长,然其忽略了对于中医学本身早已存在的“辨病论治”内涵的深入探讨与研究应用。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病是指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对患者症状、体征、病因、性质、部位及体质进行全面分析与辨别,进而做出疾病种类的诊断,它是中医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证是疾病过程中对某一阶段或者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反映阶段性的疾病本质,不能把握疾病总体病变规律。正因如此,瘟疫的防治须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辨病论治是主要模式,在病因、病理、病位都很明确的前提下,采用专病专方目标明确疗效更有保障;辨证论治是其必要补充。

　　

“通治方”是实现辨病论治的基本途径,通过辨病论治把握瘟疫的病因、病机及致病特点,针对瘟疫的核心病证,根据关键病因病机进行组方,而不是局限于零散的症状,这种有的放矢、直中核心的针对性用药,既避免了防治重点的偏移,又能有效截断病势、防止传变、保护易感人群,还能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大量人群。也正因如此,“通治方”自古以来一直用于庞大的“病状相似”的患病人群,以有效改善症状并防止病情恶化。对于少数的素体虚弱、病情较重的人群,可以在“通治方”的基础上结合辨证论治进行加减,以应对由于个体差异出现的复杂多变的病情。

　　

在瘟疫发病之初,及早应用行之有效的通治方抗疫,历代皆为首善之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创制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世人皆称为“仙方”。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创制“人中黄丸”治疗瘟疫。明代瘟疫大家吴又可创制达原饮等奇方,活人无数。近现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猩红热,郭可明用白虎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还有中医药治疗非典、流感、新冠感染等都有使用“通治方”抗疫的成功范例。以“通治方”防治瘟疫正体现了“辨病为先,辨证为辅”的瘟疫辨治特点。

　　

连花清瘟组方治新冠感染的依据

　　

疫毒从口鼻而入,肺是主要受邪之处,大肠是其顺传出路。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受抑宣降失常与大肠里气不通相互恶化,积极使用下法有助于肺气宣降,防止病情传变恶化。肺主皮毛之开阖,肺气宣降正常也能促进疫毒从皮毛孔窍排出体外。

　　

《温疫论》不仅首先认识到瘟疫是由疠气所致,还最早阐明了早逐客邪、急证急攻、先证用药、截断病势、里通表和、疫后养阴的原则。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吴又可治瘟疫善用大黄,强调使用“下法”不必拘于结粪燥屎,通大便实为开门祛贼之法,是一种手段,祛邪才是目的。

　　

对于新冠感染而言,虽然致病毒株多有变异,一些感染者也有嗅觉或味觉消失等特殊症状,但主要症状表现基本相似。新冠感染患者多表现出发热、乏力、周身酸痛、咳嗽、咯痰的呼吸道症状,并可伴有呕吐、恶心不食、大便不畅、纳差腹胀等消化道症状,既有表证又有里证,符合《温疫论》中疫邪多表里分传的特点。

　　

对于新冠感染高热、气短、喘息等症状,适宜用麻杏石甘汤、银翘散以辛凉宣泄、清肺平喘,使疫毒从卫分、气分而解。若疫毒传里,出现高热、咳嗽气喘、咳痰、腹胀便秘等入里化热、肺气壅滞、腑气不通之象,则适宜使用大黄泄热攻下,使邪气随大便而出,实现通腑泻肺、清肠安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