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事件观点：周小川：金融服务应更接地气，与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相接触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 周小川

“我们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更能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机制。”5月16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如此表示。

周小川首先介绍了社会各界就疫情之下宏观及金融政策落实效果的意见。其谈到，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总体效果不错。但是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比较高，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化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的建议。

周小川认为，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有所不同，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二者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我们过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周小川直言道。

对此，周小川提出，如何促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的对接财政政策，应当加强研究。其表示，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有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周小川坦言，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不会发生截留、挪用这种过高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

其同时提醒，我们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我们要注意到，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

周小川亦提到，机制设计、体制改革都是在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其认为，金融机构除了正常的平常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周小川如此表示。

而在此之外，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 周小川补充道，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总的来说，我们是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包括刚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问题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这种功能。”周小川如此表示。

谈到政策执行机构，周小川分析了当前的银行体系。其指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他们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的话，那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此外，损失承担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

其透露，曾经也一度有人主张适当放宽监管标准，但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发生的一些案子，与监管和治理上存在着“可乘之机”有关系。不过，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等，因此，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对于商业银行，周小川亦分析，关于商业银行历来就有争议的。市场转轨过程中，有些是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外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此外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担心出现问题以后，商业银行会把很多包袱都甩给政府，说是和政府、和政策性业务有关。“当然，我们认为，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但是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周小川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