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互助合规再遇监管拷问 专家称存在四大共性潜在风险

　　近期，监管层的表态让网络互助再次成为焦点。

　　4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是慈善就归于慈善，如果打着互助旗号从事金融业、保险业，就偏离了互助的本质，需要纠正。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必须要‘有证驾驶’。”

　　此前，已有多家头部互助平台宣布关停：美团互助年初关停，轻松互助、水滴互助在3月下旬相继关停，这些平台关停时的会员数均超千万人。近期也有报道称，会员数超过9200万人的某网络互助平台内部正商讨整改方案，不排除关停的可能性。

　　对此，资深精算师徐昱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消费者来说，网络互助存在风险，应对大病，“医疗险+重疾险”搭配才是正确的配置思路。

　　监管重申合规问题

　　互联网金融没有“法外之地”，类保险经营模式的网络互助也不例外。

　　4月16日，在谈及网络互助关停潮时，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表示，一方面要看到网络互助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潜在的风险。

　　这不是监管第一次指出网络互助的合规问题。今年1月份肖远企曾表示，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和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下一步，还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关注，了解其运行的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网络互助存在一些共性的潜在风险。第一是信息风险。（监管）应尽快制订法规政策，对互助范围、健康告知、等待期等信息的披露进行规范，让公民的隐私安全得到保障。第二是道德风险。既应尽快立法确保平台经营者或投资者遵守契约，防止平台野蛮生长，又应依法保护平台成员合法权益，要求成员诚实守信。第三是失范风险。行业中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规范经营现象，规范创新、扶优汰劣的外部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第四是社会性风险。网络互助行业涉众性强，动辄上亿人，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关于网络互助面临的问题，银保监会在2020年9月份发表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一文中说得比较透彻：一是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二是头部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三是网络互助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四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受到保险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必要时还接受证券监管的审查，一般不存在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情形。五是未来将把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尽快研究准入标准，实现持牌经营和合法经营。

　　随后的2020年12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明确持牌经营要求，禁止非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从监管多次表态来看，持牌经营是网络互助绕不开的一道监管红线。

　　网络互助现关停潮

　　网络互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合规风险暴露之前，众多互联网巨头曾涌入这一领域。2011年，康爱公社建立，网络互助兴起，继水滴互助和轻松互助后，2018年末蚂蚁集团推出“相互宝”。2019年，灯火互助（百度旗下）、美团互助（美团）、点滴互助（滴滴）、京东互保（京东）、宁互保（苏宁）、360互助（360）等网络互助先后成立。

　　“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在互联网巨头进入这一领域前，一批中小网络互助已经支撑不住了，纷纷宣布关停。2017年起，同心互助、17互助、蒲公英互助等陆续关停；2020年8月份“灯火互助”关停。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除上述平台之外，还有多家网络互助已关停，包括轻轻互助、斑马互助、未来互助、蝌蚪互助、大树互助、比邻互助、八方互助、比肩互助等。

　　网络互助的迅速发展壮大，离不开巨大的网络流量，但巨大的网络流量又放大了其商业模式的漏洞，致使许多网络互助纷纷倒下。

　　与商业保险通过“三差”（死差、费差、利差）获利不同，网络互助在成员出险后，由参与成员分担约定金额和管理费，平台方不承担保险风险，属于事后分担机制。多数网络互助按照每期互助金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以覆盖核赔、理赔等营运支出，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与寿险不同，网络互助并不依赖于“地推”推销方式，其客源主要基于互联网巨头的用户基础，获客成本远低于传统保险公司，可以迅速增大会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