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金融创新不能绕开监管进行套利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甘煜

　　本报记者陈嘉玲昆明报道

　　2020年，信托业依然在艰难转型中，而作为企业内生发展动力，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隐形力量的信托文化，越来越受重视。

　　不同的信托公司逐步探索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外界看来，云南信托的转型已经有一些亮点，不仅在创新业务上加速科技赋能转型，而且在企业文化上形成了科技创新文化特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如何构建信托文化，又是怎样看待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应当如何应对信托业务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这位在央行与原银监会任职多年的信托公司高管，曾在银行体系负责合规法务工作，拥有多年的监管和银行从业背景，对信托业的转型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思考。

　　谈监管与创新：不能打着创新旗号套利

　　《中国经营报》：现在信托行业很重视信托文化建设。你有10多年的监管从业经历，这会不会让你对信托文化的理解与其他从业者有所不同？你对信托文化建设有哪些思考？

　　甘煜：首先，要在行业内厘清“什么是信托文化”，要重视诚信、专业、勤勉、尽责的价值理念，同时，要基于受托人定位来发展信托业应有的文化。

　　万事开头难。从信托业来看，要建立一个良好、正确、长远的信托文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到一家信托公司来看，信托文化的建设，要先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怎么做？这些是需要深思的基础问题。

　　在实践中，信托文化建设会遇到一些难点，需要上上下下各个层级都清楚信托文化的定位，让诚信、专业、勤勉、尽责的做事风格，深入浸染到大家的脑海里。以此为基础，信托公司要将文化建设与公司战略、业务发展规划、考核激励机制等内容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乃至在产品的设计、营销、管理等环节，都要受到信托文化的浇灌。

　　目前，云南信托正在制定未来几年的公司新战略。高管层和各个团队负责人多次反复讨论，达成共识，要把信托文化融入到公司战略之中。接下来，要将这些共识向下传导至基层，向上汇报至股东，获取支持。

　　《中国经营报》：大家对云南信托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创新方面比较有特色。你怎么看待金融创新跟金融监管两者之间的关系？

　　甘煜：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创新有很多种，按经典教科书定义，其中也包括以规避监管、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创新。创新总是希望打破现有格局；而追逐利润的创新，经常想要绕着监管走，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有市场需求、有生命力（所以才能走得下去），但是我们需要评判：这一创新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全社会，是否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能提高服务民生的水平？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绕开监管进行套利。

　　在上世纪90年代，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自己这辈子看过的、具有真正经济价值的金融创新只有一个，那就是ATM机。但是，现在随着电子支付的出现，ATM机也即将被淘汰。可见，创新肯定要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这是进步的源泉，也是创新的正向特点，但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如何？有没有负向影响？如果有，就需要监管跟进。创新可能是应对监管的结果。等创新出现后，监管也会对创新做出一个应对。

　　如果说创新确实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监管肯定会鼓励、支持这种创新，让其成为一个常态，但是，如果创新与其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公司的创新与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监管会对此做出调整。客观上看，创新在前，监管在后。创新者多追求利润目标，而监管则追求公平秩序目标，可能会让创新的事物先出来“飞”一会儿，看看到底会怎样，然后对其性质做出定义和评判，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谈核心竞争力：以差异化策略进行错位竞争

　　《中国经营报》：云南信托的竞争力是什么？

　　甘煜：云南信托的资本实力有限，竞争策略是避免（与“劲敌”）正面交锋，要以差异化策略进行错位竞争。

　　以往，大多数信托公司介入地产、政信业务时，云南信托没有参与，所选择的路径是错开赛道，去发现新的领域和风口（比如消费金融）。与中大型信托公司相比，我们没有硬碰硬的竞争力，但是，我们不断在细分市场领域向纵深挺进，以细分领域的灵活创新发展，作为公司竞争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