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喜运和他的“利益”共同体

　　记者 封莉 北京报道

　　姜喜运因为给朱明亮控制的江苏正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正阳公司”）购买恒丰银行股票，索要每股0.5元中介费，后折成股份转至“亲友”公司北京汇金泰信投资有限公司，被指控受贿罪。

　　姜喜运时代的另一位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财务负责人赵春英，被指控和姜喜运共同受贿，共同收受安信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信托”）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之杰”）董事长高天国给予的2300万元，为其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以及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投行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

　　姜喜运还被指控，2014年9月，姜喜运被调查前，指使外甥孙金光将其实际控制的南京5家公司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销毁。一审法院认定其是为了掩盖持有恒丰银行账外股份及资金。

　　姜喜运一方则认为，江苏正阳这笔是正常赚取的差价，没有利用职权为高天国谋取利益，所得股权、利润全放在恒丰银行体外公司账户，没有个人占有。

　　赵春英在一审期间辩称，除了1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展期是在那个时间之前办的，其和姜喜运购买股票这个事和后面所有的业务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在很多年以后发生的事。

　　股权抵顶中介费

　　根据恒丰银行章程，股东买卖恒丰银行股份时，需经股东资格审核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登记转让。姜喜运作为恒丰银行董事长，自2003年恒丰银行股改完成后，亲自对股份转让事宜进行监督管理，未经其允许，股份转让无法通过审核登记。

　　2011年下半年，深圳中技公司董事长成清波欲对外转让1.1291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姜喜运表示有公司愿以每股4.5元的价格购买，成清波同意，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才知道买家是江苏正阳公司。姜喜运联系有入股意向的朱明亮，提出每股4.5元，但需另付0.5元/股的中介费，朱明亮表示同意。深圳中技公司与朱明亮控制的江苏正阳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经恒丰银行董事会决议通过，1.129亿余股转让给江苏正阳公司，江苏正阳公司共支付深圳中技公司5.08亿余元。

　　姜喜运在此次股份转让过程中，未直接向朱明亮索要现金，而是利用管理恒丰银行股份登记的职务便利，于2011年12月16日直接将款项按每股5元折成恒丰银行股份，安排江苏汇金总经理周某隆从江苏正阳公司名下的恒丰银行股份中转出1129.14万股，登记至北京汇金泰信公司名下，并未付款。朱明亮事后清点公司持有的恒丰银行股份时，发现2011年底江苏正阳公司空转该1129.14万股给北京汇金泰信公司，姜喜运告知该股权抵顶上述股份转让的中介费。按恒丰银行年度报告中的每股净资产计算，上述股份价值人民币3737万余元。案发后，上述股份已被全部追缴。

　　相关书证显示，经恒丰银行董事会决议通过，深圳中技公司将1.129亿余股转让给江苏正阳公司，江苏正阳公司支付转让款5亿余元。2011年12月，江苏正阳公司转让1129.14万股至北京汇金泰信公司。

　　这笔股权的情况只有姜喜运和朱明亮、周某隆三人知道，朱、周二人称姜喜运没有说过这笔中介费与恒丰银行有任何关系。

　　姜喜运在一审期间辩称，上述1129.14万股股份是在股份转让过程中正常赚取的差价，所有权属于恒丰银行，没有个人占有。

　　姜喜运的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姜喜运个人收受朱明亮1129.14 万股的受贿本质上属于“中间商赚差价”，不构成受贿。赚取的差价折合成股票后直接转入恒丰银行代持账外股份的北京汇金泰信公司，并未动用、占有。既然在贪污中将赚差价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相关差价归恒丰银行所有，在这里又将赚差价的行为认定为姜喜运个人受贿，相关差价归姜喜运个人所有，二者是相互矛盾的。

　　 “共同受贿”

　　另一位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赵春英，也同案被审。一审法院认定， 2004年至2013年，姜喜运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期间，赵春英在担任恒丰银行财务负责人、行长助理、首席财务执行官期间，各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安信信托股东、上海国之杰董事长高天国的请托，为其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以及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投行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5年，上海国之杰收购安信信托公司小股东的法人股1.4688亿余股，并承诺三年内不得转让。时任安信信托董事长曲某春告知赵春英，高天国收购的安信信托法人股为六七毛钱一股，建议赵春英购买，赵春英想和姜喜运每人买100万股。2006年初，曲某春向高天国转达了赵春英和姜喜运购买安信信托公司法人股。高天国答应卖给二人每人50股，并与赵春英约定购买价格每股1元，二人暂不支付购股本金，待股票卖出后，从收益中扣除成本、利息。事后赵春英将此事告诉了姜喜运，姜喜运表示同意，具体由赵春英负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