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巴塞尔协议的“旧”与“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曾刚 王伟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叠加金融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更需要借鉴国内外风险监管的最佳实践，审慎识别金融活动各个方面的风险，未雨绸缪，加强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巴塞尔协议作为全球普遍认同的监管原则，在过去三十年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围绕着风险资产的敏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巴塞尔协议也在不断完善和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日本银行业的低资本扩张策略不仅让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损失惨重，也让国际监管者开始关注高杠杆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在此背景下，第一版巴塞尔协议（巴I）要求国际活跃银行应按监管标准计量信用风险资本要求，并对资本的构成、风险资产档次的划分、转换系数的确定以及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进行了规定。巴I的出台如同给无序的银行扩张竞争设置了一道“紧箍咒”，搭建了以资本约束银行扩张、防止风险过度积累的框架，确定了银行有序发展的边界。

　　但巴I还是相对简单和粗糙。首先，该规定存在风险不敏感、信贷资产风险分类较为粗放的缺点。其次，当时监管重点还是信用风险，并未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做出补偿性的资本要求。随着上世纪90年代大型银行越来越多参与到金融市场业务，特别是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由于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而发生大规模损失后，巴塞尔协议I的短板和覆盖度不足的短板也日趋明显。

　　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启动对巴I的全面修订，并于2004年6月正式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要求达标银行建立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监督检查、市场纪律等三大支柱，并实施包括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从今天来看，巴II在监管体系的完整性、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方面的设计堪称完美，成为了全球专业性最强的国际财经协定之一，并对各国商业银行开展风险的量化管理都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简介。中国银行业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金本监管要求，以此为契机融入国际通行的监管体系，按照国际准则来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为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稳健性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不过，巴II主要强调资本这个单一维度，加之风险计量的复杂性和精确性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部分大型银行凭借内部模型可用于监管资本计量的便利，推出了基于资产证券化、结构化融资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各种金融创新，利用银行在风险计量模型和内部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性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结果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大量累积。巴II推出三年后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巴塞尔协议再次陷入批评旋涡。

　　次贷危机再次引发了监管者和全球银行业对金融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也通过大幅度改革来弥补其原有缺陷。从2010年开始，巴塞尔委员会逐步推出了新版协议巴III，其基本改革思路是继续在巴II框架下优化资本监管架构以适应金融创新的现实，扩大了对衍生产品交易对手、资产证券化和表外业务等资本市场活动风险的覆盖，进一步增强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即宏观审慎管理）以及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此外，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关注重点

　　部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特征让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经济稳定运行所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新巴塞尔监管体系（包括巴III及相关配套规则）也格外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在巴III出台的同期，分别从逆周期调节、杠杆率以及集中度风险三个方面加强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一）逆周期调控工具的引入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资本充足的银行也陷入了倒闭的危机中，暴露出银行监管规则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即顺周期性。所谓“顺周期性”，指的是由于商业银行需要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资本数量既定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水平会随着风险资产规模的变动而变动，这种变动往往与经济周期相一致。银行信贷能力呈现在经济上行期增强、在经济下行期下降的“顺周期变动”，会放大实体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