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非标限额”困局

　　本报记者陈嘉玲北京报道

　　6月8日，《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资金信托新规”）的意见征集停止。

　　资管新规以来，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信托融资业务不断被压降。如今，监管加码限制信托非标，使得信托业务发展再受挤压。资金信托新规中明确要求，信托公司对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非标债权融资额度上限为净资产的30%、非标债权集合资金信托任何时点占全部集合资金信托的比例上限为50%。

　　非标上限设定“惊爆”信托圈，机构一边喊话“50%非标比例限制值得再考虑”，一边又不得不挖角券商基金的投研团队开始做“最坏”打算。

　　那么，为何一定要限制非标上限？在标品市场领域，尤其是面对深耕多年的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等，信托公司优势是什么？债权认定从严的情况下，“非标转标”如何转？

　　非标业务为何“中枪”？

　　资金池和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过往比较集中的问题，本质上都和非标有关。

　　“无论从存量规模还是信托公司对非标业务的依赖性上来看，整改压力都很大。”某信托公司一位资深从业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虽然资金信托新规中提到的上限相较于银行理财、券商资管的35%更为宽松，但对信托这个“非标大户”来说，非标限制是“最具杀伤力”的条款。

　　针对非标债权比例限制，银保监会相关人士曾公开回应表示，非标债权资产具有透明度低、流动性差、风险识别难度大等特征，当前对资金信托投资非标债权资产的严格规范，主要是为了防范非标债权资产无序发展导致的风险过度累积。

　　“非标产品的发行涉及多个参与主体，必然存在多层嵌套，这是监管加强管控的主要原因。”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高管指出。资管新规强调穿透式监管，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

　　非标融资抬升的成本，在宏观经济良好的背景下，通常可在项目中逐渐消化并进行转嫁。上述业内资深人士分析表示，过长的融资链条、复杂的通道设计，导致风险高度藏匿，给金融系统性风险带来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经济下行风险暴露时。

　　一位资管业资深人士表示，近两年来信托业非标的信用风险积聚和违约暴露，是监管引导信托机构非标转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2019年末，信托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同比增长159.71%。

　　除了上述比例上的硬性约束外，资金信托新规还明确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标资产的资金信托应为封闭式资金信托。

　　此条规定相比资管新规更为严格，基本上完全杜绝了信托公司在资产端和资金端两头进行规模扩张的可能性。

　　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表示，资金池和刚性兑付是信托公司过往比较集中的问题，本质上都和非标有关。

　　关于标与非标，5月27日，金融委办公室发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第七条即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

　　多位受访人士对本报记者指出，标和非标的严格界定，加上资金信托非标比例限制的新政，对信托影响最大。

　　根据信托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9年末行业总计有5.83万亿的融资类信托规模。而本报记者梳理66家信托公司的最新年报发现，从融资类主动管理信托占主动管理类信托的比例来看，截至2019年底，52家信托公司的占比超过50%。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融资类信托的定义并不包括很多明股实债以及变相财产权信托的融资业务。同时，按照标债认定新规，未来非标的范畴将比融资类信托的定义更宽泛。因此，实际非标的比例更高。

　　业务转型已“错失良机”

　　周毅钦则认为，转型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

　　“想做非标，先做标品。”

　　资金信托新规下，不少人士提出通过做大标准化资金信托规模，扩大分母，以创造更多非标的额度和空间。

　　有信托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资金信托新规发布后，公司内部更加重视标品的投资布局，开会研讨设立标品投资部门，加大这块的能力建设。

　　公开招聘信息显示，目前多家信托公司正在招聘证券信托产品经理、行业研究员、固收团队信评经理、投资经理等岗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招聘岗位要求有基金、券商的相关经验。

　　实际上，信托公司对标品信托业务早有探索，2006年上海信托就已推出现金管理型产品。

　　2019年，部分信托机构开始逐步加大对标品投资的战略布局。据云南信托研报统计，2019年信托机构中增设最多的部门是与标品投资相关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