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教课“千层套路” 预付学费“不多不少”健身者难讨回(2)

　　健身房方面还说，可以给陈琪退课，但由于当时她已经把自己的健身卡转卖给了别人，不再是这家门店的会员，如果要继续上这些被退掉的课，就意味着她又要重新花一笔钱办回会员卡，算下来还是她自己亏损。最后，两方商讨后的方案是，陈琪可以把私教课转卖给该门店的其他会员，转卖所得费用归她所有。

　　“当时还在疫情期间，根本卖不出去。”陈琪说，过了一个月左右，法院工作人员询问其转卖进展，得知转卖困难，便说帮她再同健身房方面协调一下。最终，健身房答应退还陈琪原课程四成左右的金额。

　　“经历过这件事情，凡是涉及要我签名的协议、合同这类文件，我都会很认真地阅读。”陈琪说。

　　另一边，喻林求助12315失败后，在某点评App上找到了那家健身房门店，将自己的遭遇写上去并给了差评。没多久，融易新媒体，就有网友联系她，分享了自己类似的遭遇，其中一名网友就是沈芳芳，沈芳芳也建议喻林直接走司法渠道维权。

　　沈芳芳说，许多在健身房吃过闷亏的人，之所以选择忍下这口气，大多是因为涉及金额数目在几千元左右，处于一种不多不少的尴尬境地。

　　说“不多”，是因为如果要打官司，考虑到律师费、时间成本等，加上很多消费者最初只是抱着健身的目的，没有留心存证，或认真阅读合同，综合各种因素，打官司最后可能得不偿失；说“不少”，是因为去健身房消费的人群，大多是刚工作的年轻人、上班族或大学生，这个金额对于他们而言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鉴于这种“不多不少”的处境，打定了主意要进行司法维权的沈芳芳每个月继续按照私教和销售的要求购买课程，同时也将相关聊天、付款记录，以及合同等一一保存下来。

　　2020年4月24日，沈芳芳诉上海可逸健身返还预付款一案，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5月13日，徐汇区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判定沈芳芳可以解除与这家公司的会籍合同、私教课程(补充协议)；被告公司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沈芳芳人民币112950元。

　　像沈芳芳这样基本能要回全款赔付的维权者非常少，更多是像陈琪和喻林这样的年轻人，选择庭前调解，拿回扣除手续费后的钱。

　　喻林说，庭前调解当日，健身房的运营经理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接受扣除5%的手续费，可立刻办理退款，如果要求全款，则需跟公司商量。此外，该经理还指出，喻林申述的两次被取消课程，有一次是买课当天口头预约，没有记录，如果开庭的话，自己会以此举证，只缺了客户一次课。

　　“他还说，当时给我上课的私教已经离职，还换了微信头像，如果我真的把这个证据交到法庭上，他可以申请这个证据没有效力。”喻林告诉记者，调解员也替她分析，如果继续走法律途径，他(运营经理)会以证据有问题拖延开庭时间，时间上耗不起，建议接受扣除5%手续费。

　　“野蛮生长”后行业何去何从

　　庞竞说，过去这些年，健身房市场鱼龙混杂，从初期萌芽到野蛮生长，由于行业标准、监管条例不够完善，不少投机取巧者通过钻法律法规的漏洞，牟取不当利益。“这些个别行为最后可能需要整个行业来为此埋单。”庞竞说这是他和一些同行的忧虑。

　　“在健身房里我也认识一些认真负责的教练。”庞竞说，“虽然他们有些人可能学历并不高，但很热爱这个行业。”庞竞指出，这些教练通过个人努力不断提升专业素质，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仅因为个别现象而指责整个群体，是不公平的。此外，一些经验丰富、具有资质的健身教练也会自己创业，开办私教工作室。

　　成都的曹美娜，在私教工作室锻炼一年左右，减重30公斤，她对这个效果非常满意。她说自己倾向于有专业的教练带着，这样锻炼更有针对性，同时也能监督自己。如果不上私教课，她很少独自去健身房锻炼。不过，由于这些工作室的课时费也是以预付形式支付，曹美娜建议锻炼者一开始还是小部分购买课程比较保险。

　　庞竞还提到，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超级猩猩”“乐刻运动”这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健身品牌受到消费者青睐。这类品牌的优势在于按单次收费，锻炼成本低，消费者可自由选择团操课程和锻炼时间。

　　前段时间北京、上海先后出台了“健身房办卡7天冷静期”的政策，庞竞认为这是监管部门越发重视健身行业的一个信号。他相信，经过野蛮生长后，健身行业大浪淘沙，劣质机构终会被淘汰，优质服务者会越做越好。新业态的发展让消费者拥有多样化选择，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后，反过来也促进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行业，不会像刚接触时那样容易受到欺骗。

　　(应受访者要求，陈琪、喻林、庞竞、曹美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