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医疗系统的核心应该是照护，而不是利润 | 专访(4)

我认为，当代文化因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自主性而失败。“我是个体，我可以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不欠任何人什么”，这是荒谬、错误和危险的，但这已经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一种正在破坏共情和关怀的全球文化？我回应的方式是：思考你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社会化方式，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接受关怀教育。

说这些话很容易，但组织实施却非常困难。我认为这是需要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的地方。国家需要认识到，必须为家庭提供足够的支持，以完成国家要求他们做的工作；家庭必须认识到，国家在支持他们的照护，比如为照护家庭成员支付报酬；同时必须有一个经济体系，比如中国正在建立农村医疗系统，建立长期护理体系。

国家还有其他责任。如果你的家中有一个老人，并且你正在试图做政府已经告诉你的事情——政府希望大多数老人能在家里得到照护——那么你必须有资源去做到这一点。这些资源有些是财务上的，有些实际上是知识资源。以糖尿病为例，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患糖尿病十年，你知道这个人需要哪些药物，应该能够直接去药店购买这些药物，而不必先通过医生开处方。我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将直接向家庭提供知识资源，使家庭成为照护系统的核心部分。

界面文化：你在《照护》中提到，高度专业化的神经科医生似乎忽视了家庭和社会护理网络在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家庭护理如此重要，医疗专业人员应该为家庭护理者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凯博文：我不希望神经科医生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但我不得不说，在医学的所有专业和领域中，神经科医生似乎是对照护最不感兴趣也最不擅长的。不幸的是，他们负责照顾的是中风患者、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和痴呆症患者。这些领域都需要照护，而这又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的兴趣在于诊断，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少量治疗方法，然后转到下一个病人。我拒绝这种神经科的护理模式！

我认为他们应该效仿的模式已经存在于癌症照护中。在癌症照护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个别医生。这个团队包括几位医生、护士、社工、物理治疗师等人，他们一起工作，整合他们提供的治疗。癌症护理围绕跨学科、专注于照护的理念组织起来。

家庭是基础，医疗团队要与家庭合作，回应家庭的需求，并为家庭提供所需的资源和回应。

界面文化：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很多医疗机构不接收患有痴呆症的老年患者，家庭必须承担主要的照护责任。

凯博文：家庭也承担了照顾癌症患者的主要责任，但他们有团队可以依靠。我们刚在潘天舒教授（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一家农村痴呆症护理中心，这是一个示范设施，它让家庭能够参与照顾，并提供合适的设施。那里有认知护理单元，没有污名化问题；允许患者尽可能独立，同时也有控制措施防止他们跌倒或因到处乱走而遇到麻烦。这种组织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在城市中有更多这样的设施。

痴呆症伴随着很多污名，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些地方已经有所改善，我们也要考虑为痴呆症患者提供特殊的护理方式。荷兰有一个痴呆症护理机构，他们实际上组织了一座村子。痴呆症患者可以在村庄里漫步，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支持他们，同时允许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比如痴呆症患者可以去银行，银行知道如何应对；他们去餐馆，餐馆也知道如何提供帮助。我认为重点是要关心这些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界面文化：我们要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老龄化问题可能会非常严重，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

凯博文：我们都将向日本学习，到2050年日本将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40%的人口将超过65岁，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社会。我们会观察日本如何犯错，并希望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中国会紧随其后，虽然不会在2050年达到40%，但中国也会有30%的人口超过65岁。

首先，我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退休年龄。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然后再活30或35年，我认为这有问题。老年人需要有事情做，不仅让他们感到有目标，还能为社会做贡献。在较年轻的老年人（即70岁出头的老年人）中，很多人通过照顾更年长的老年人感到有用和目标感。我曾在中国香港遇到了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已经退休，但在老年护理机构志愿服务。其次，中国应该重新考虑综合医院与老年人的关系，中国的老年患者遭允许长期住院，这对医院和患者都不好。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建设更多认知护理机构。